高工于长鹿的晚年

　　本报记者 廖新军 哈尔滨报道

　　在哈尔滨零下20摄氏度的一天，记者来到东方集团前高级工程师于长鹿位于6楼的家里，刺鼻的气味预示着房间久未通风。

　　采访过程中，记者强忍了几次干呕。

　　一进家门，记者看到走廊、房间里除了堆满了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的一捆捆书籍外，就剩下一个破烂、简易的桌子和几把一层污垢的破旧椅子，房间里唯一的电器是一架21寸的旧电视。

　　“不好意思，我几年前就已经半身不遂了。”于长鹿艰难地挪来其中一张破旧椅子叫记者坐。

　　《21世纪》：听你以前的同事们说，你曾经是公司唯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东方集团初期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长鹿：我1953年毕业于哈工大土木系。1982年前在哈尔滨教育局工作，1982-1985年在市建委下属城建干校工作。1985年因与顶头上司有矛盾，离开建委到过很多建筑公司，最后到了道里区一家国营建筑公司。因为都是国营企业，一直有退休金、劳保等福利。

　　1989年东方在全市建筑行业企业资质审查时，连一个有证的工程师也没有，只评为承包6层以下的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而哈尔滨规定，楼房必须盖7层以上，意味着四级施工企业无权在哈尔滨承包建筑工程。当时负责资质审查的建工局领导向东方介绍了我。

　　1989年12月，东方公司派人找到我，好话说尽，要我调档案加入东方。按照规定，三级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本专业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因此我一调入东方建筑公司，东方公司马上通过了资格审查，被评为三级施工企业，可以承包7-12层的楼房以及21米跨度以下的厂房。可以说，我的加入为东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21世纪》：就这样你进了东方公司，并且一直在东方工作吗？

　　于长鹿：经过一年的观察，1991年我听同事议论说，东方不可能给退休金。我当时已经57岁了，赚工资到哪里都没问题，退休后能否拿到退休金是个大问题。

　　公司一位副总裁也明确表示，退休后没有退休金。而张宏伟在公司成立几周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东方公司有一个竞争优势，就是没有退休金的负担。这与当初劝我来时公司的说法大相径庭。听了两位老总的话，我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辞职，调离东方，去了黑龙江省城研建筑公司，因为它是国营的，有退休金。

　　两个月后，当时东方建筑公司的人事科长齐淑清三番五次劝我再回东方，说了许多好话，让我帮东方的忙。因为几个月后，就是1991年底施工企业的资质审查时间，东方公司的资质审查又面临通不过的状况。我于是提出了两个条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回去：一是必须保证每个月给我开工资；二是保证退休后给发退休金。当时东方建筑公司经理戚善义答应了，还给我写了一个保证。1991年5月，东方公司筹备股份制的事，经理也说了：“如果你能成为股东，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有股票，还有红利。如果成不了股东，公司保证在你60岁后每月至少给你开200元以上的退休金。”按当时的收入标准，退休金有这么多相当于中等收入了。

　　在这些保证下，我又调回到东方建筑公司。1991年底，东方公司的资质年审通过了。

　　1991年11月26日，我被省人事厅评为高级工程师。东方公司有了我这个高工，就可以晋升为二级建筑企业，有资格承包30层以下的民用建筑、30米跨度以下的工业厂房和100米以下的水塔烟囱等构筑物。

　　在当时的哈尔滨，有二级资质的建筑公司不超过10家，可想而知，我对公司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

　　除了1989年、1991年企业两次晋级和每年的资质审查合格外，我的高级工程师证书还起了一个大作用：东方企业集团在向省体改委申报股份制试点的申请文件中，需要报有高级职称的职工人数，虽然人数报了不少，但真正具有高工证书的，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公司股份制试点批了下来，我的高工证书资格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我不仅对东方建筑公司，对后来的企业集团也是有贡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个人档案此后一直放在集团，而不是建筑公司。

　　分配资产股时，尽管我进入公司的时间不长，但我交了1000元，获得了5.2万股。

　　《21世纪》：对于资产股，你有何想法？

　　于长鹿：1994年9月，公司上市快一年了，集团动员我、安振邦、金彦芳、玄东春4个人退休，集团当时的人事处长于剑平对我们四个人说，用你们的资产股每年的分红作为你们的退休金。但时至今日，东方企业集团从来没有给职工资产股股东分过红！

　　1991年，企业集团成立，并开始实行股份制。1993年、1994年，大家都吵着要分红，每个股东一年都是几万元，但公司只是宣布了一个分红的钱数，我当时还做了笔记，始终没有给过钱，直到现在也没有一次现金分红。不分红，我们几个人的退休金就等于零！

　　《21世纪》：那你退休后靠什么生活？

　　于长鹿：我退休前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退休后就没有了退休金、医保等，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来源。

　　1996年，我们几个退休老人曾给公司董事会及张总写过报告，请求落实退休金的问题，公司一直没有回应。1997年，我们又将这封信复印后发出去，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被劝退休后，由于没有收入来源，1994年开始摆地摊，出早市、摆夜市，卖过线头，一个赚几厘钱，也卖过服装。1998年5月，由于生活没有着落，精神压力特别大，很容易上火。一次最严重的上火后，就半身不遂，瘫痪了，至今，我已经病了9年。

　　“我们不羡慕张宏伟的亿万财富，只要求收回我们自己的一点点活命钱，该多少就是多少，也不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