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拒民企而追外资

　　李峰

　　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集团85%的股权一度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对于外资的垄断性并购之忧实际上已经给管理部门带来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虽然向文波的博客涉嫌以虚假信息误导投资人，但他在这个时间打出民族主义大旗，仍大大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从另一个层面人们也不得不问，为什么民营企业不能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的盛宴中，是什么原因导致宁予洋人不予民企的局面。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海外资本在中国进行并购的目的，已经从过去单纯通过参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向实现公司全球战略布局的意图演变。因此，相当多的外资并购并非仅追求财务上的收益，更多的则是追求产业整合、资源控制、垄断地位、消灭潜在竞争对手等。也正因如此，与开放初期相比，现在的外资并购在对象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具有技术垄断(如机械行业)、区域市场垄断(如水泥行业)、资源垄断(如钢铁、能源行业)、政策垄断(如银行业)等企业。

　　从法律方面讲，《外国战略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开始生效，理论上外资可以充分利用二级市场交易即可完成对并购目标的收购，大量规避了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府审批等政策性风险。

　　而中国的上市公司的价值普遍处于低估状态。此时外资进入实施并购，往往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完成操作。而对于

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使得国际资本开始追逐人民币资产。

　　海外资本多年的并购实践，使得他们拥有各种收购的金融工具和多种退出机制，可以实现产业资本的社会化，也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能够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套现。而国内资本市场现在还没有能够提供一条更通畅的渠道来实现产业资本的社会化。企业为上市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很大。

　　一个更重要的政策驱动是，现有的政府干部考评体系中将招商引资作为重要的政绩指标，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对引进外资的热情高涨，对合资工作给予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大大降低了外资并购的操作难度。而这种考评体制，也直接导致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宁予洋人不予民营企业。

　　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对于“贱卖国资”的舆论压力不仅仅是对卖给外资而言，卖给民营企业同样也要面临这样的风险。“郎顾之争”并非只是学者间的一种清谈。

　　对于民营企业天然的不信任感还根植于一些人的头脑里。

　　事实上，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从来都是功利性的，与所有资本一样，其逐利性决定了其投资目标与投资行为。大量事实证明，只有在反垄断法律健全、政府干预市场手段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外资并购行为才能在维护本国经济及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展开。

　　面对外资并购，我们虽然不能动辄以民族主义情绪来处置，但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来说，合理的管制并非没有道理。 这种管制也是国际惯例，从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一案中，我们已经领会到美国人是如何“讲政治”。在国会、政府层面都有多种限制和审查规定。对于某些行业，即使允许外资收购，也会有股权比例的限制。

　　有消息称，目前国务院正酝酿成立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

商务部、

财政部、国家外管局、工商局等联合参与的、类似于外资审查委员会的部际联席会议，对重大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查。我们看到，国家对外资并购可能带来的经济安全隐患已经予以高度重视。这也正是中国在不断开放的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