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董事长纽曼称股改10送2对新桥投资不公平

　　“如果采取10股送2股的方案，对新桥投资是不公平的。它没有权利把投资者一半的钱都送给其他人。”

　　本报记者 贾玉宝 深圳报道

　　始终一脸微笑的深发展(000001.SZ)董事长法兰克·纽曼每周会做同样的一件事，从首 席财务执行官王博民手中接过一张深发展全系统的资产负债通表。这是他独特的管理哲学。

　　看完表后，纽曼一方面会和董事会下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董事们聊及公司的重要规划，另一方面，也会与高管层以及其领导的数个委员会讨论财务管理，实施行内资源配置。

　　由此，一张庞杂的资产负债表，成为纽曼每周的必修功课。纽曼称，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可以根据不同风险资产的不同回报率决定其占用规模，从而改善资本充足率。纽曼试图在资产负债表的天平上轻松起舞。

　　2月23日，深发展大厦33层，无数的珠帘平静地垂在硕大的窗玻璃前，纽曼在他的办公室里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开始了和本报记者的对话。

　　重点治理人与流程

　　《21世纪》：你从哪些基本层面着手治理深发展的问题？

　　纽曼：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人，二是流程。

　　首先谈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立一个个好的团队，同时要在关键岗位配置有经验和能力的人。目前已进行了高管调整。我最初担心大家对新观点和新安排有不同反应，或着说有抵触心理。现在不用担心了，他们学习新东西很快。这样，决策之前，董事会和相关高层之间、团队之间会有好的交流和沟通。

　　其次是流程。主要通过几个专门的委员会模式进行。如信贷组合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我行首席信贷执行官李文活领导，它并不是进行单一的信贷审批决策，主要做一些政策问题的探讨，如房地产开发贷款政策、贸易融资等，以形成一致的政策和标准。

　　重塑流程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信贷、财务、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总行层面的集中。集中之后，分行行长及其团队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但是在全系统一致政策下进行管理。

　　《21世纪》：对新桥投资入主一年来的诸项改革，如刚才提到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数个专业委员会的设立，信贷、财务垂直管理体系，公司业务向贸易融资转型等，以及自己的工作，你如何评价？

　　纽曼：因为年报还没有审计完毕，有些数字还不能提及，今年3月底深发展将向深交所递交上年财务报告。但我可以大概的评价一下，即利润提升、资本金上升和不良贷款率降低。

　　《21世纪》：作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你最终希望成就一个什么样的深发展？深发展将来的市场定位又怎样？

　　纽曼：对深发展前景，我非常乐观。许多事情正在进行之中。如持续发展公司业务并增强自身能力；从增幅来看，增长最快的是零售。之前在美国、韩国都看过类似情景。这也是与GE合作的原因。GE带来了金融资本和智力资本。由于股改的原因，资本金尚未到位。GE有良好的零售业务经验，并带来了一个顾问团队，其与我行主管零售业务的副行长刘宝瑞率领的团队积极合作。目前，他们正在信用卡和按揭方面开展合作。

　　数目字管理

　　《21世纪》：我从你的同事中了解到，你擅长于财务管理(数目字管理)，能详细谈谈吗？

　　纽曼：财务管理是银行战略实施的反映。我非常关注利润、资产负债表结构。我们的首席财务执行官王博民会做一个全系统的报表，表上列出不同的风险资产，我每周都看。

　　策略委员会也会认真看表，提出若干问题，并作出分析。而主管公司业务的胡跃飞行动更快。在我和策略委员会向他提问之前，他已经开始向分行长们提问了。在此逻辑下，会削减非主营业务投入。

　　《21世纪》：能否举例说明一下投入权重的调整？

　　纽曼：比如我们一方面发展公司、零售业务，同时缩小同业业务。即使做同业业务，也会考虑风险低、资本金占比小的。如票据贴现业务，转贴现就不如直接贴现的盈利高。

　　《21世纪》：资产负债表内，资本充足率问题是困惑深发展的大问题，对此，你有何新的良策？

　　纽曼：我每天考虑最多的正是解决资本金和不良率问题，同时处理由表面现象引发的实质性问题。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增加盈利；二是填补拨备不足缺口；三是通过资产负债表管理，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事实上，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可以根据不同风险资产的不同回报率决定其占用规模，从而改善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是最难的部分。即使无新资本进入，深发展核心资本也会达到4%以上。2004年12月底，我们的核心资本是2.3%；2005年9月底，我们是3.4%。仅仅9个月，我们就增长了1.1个百分点。留存收益增加也是补充核心资本。当然，GE一旦进入，核心资本充足率会很快达到4%。达标后，可通过发行次级债来继续补充资本金。

　　股改难题

　　《21世纪》：2005年9月以来，业界一直在猜测深发展的股改方案。实际进展如何？

　　纽曼：这是一项大的挑战。深发展的股权结构与其他上市公司完全不同，大部分上市公司只有三分之一的股份是流通股。股改的目的是为了流通，而深发展中小流通股股东占到72%，已经是大部分流通了，也因为此，股改更加困难，目前正在与证监会和交易所继续沟通。

　　如果采取10股送2股的方案，即美国新桥投资超过一半的股份会送给流通股东，这是不公平的。再则，新桥投资投入深发展的资金是投资基金，新桥投资对投资者有信托义务，新桥投资无权利把投资者一半的钱都送给其他人。

　　我们会更多考虑认股权证，相关方案已递交深交所，但并未令深交所满意，目前正在进一步交流。同时，我们也正在研发新的金融衍生品工具。

　　《21世纪》：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倒推一下，由于股改缓慢，GE资金一时不能进来，而4%也一时难以达标，次级债不能发行，结果是监管层压缩深发展业务规模，到时，深发展会如何应对？

　　纽曼：实际上，银监会十分支持深发展与GE的合作。目前，GE主要提供的是顾问服务，这是战略合作的前奏，GE数十人的顾问团队已经开始工作。当然，我们会再对股改预案修改后重新提交。我们要的不是优惠而是公平的待遇，希望有关政策能够松动。

　　另一方面，股改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已经听取了一些流通股东的意见，我们希望早日达成一致。正如前面所言，无论如何，我们会实现4%的目标。

　　《21世纪》：一个问题是，对于深发展100多亿的不良资产，2005年已经清收了容易回收的，剩下的清收难度会更大。这意味着，2006年，深发展在不良清收难度加大的同时，又要迎来业务规模扩大，而这都将冲击资本充足率，并使得达标受到影响？

　　纽曼：确实这是矛盾点。但目前，我并没有发现不良清收进度缓慢。

　　韩一银行换班往事

　　《21世纪》：在经营深发展问题上，你希望别人以职业银行家来看待你，还是因为与新桥投资多年交情，而感到自己是在帮朋友一个忙？

　　纽曼：新桥投资选择我，起因是第二层原因；但第一层更重要。此前，受新桥投资的邀请，在解决韩国第一银行的问题上，我们合作得很好，我积极参与了韩一银行的多项变革。同样，我也乐意接受邀请来到中国，我认为这是一次特别的机会。

　　2005年年中，我任深发展董事会独立董事，当时还没有将家搬到中国的想法，而现在，我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每天要负责很多工作，相当于将家安在中国了。

　　《21世纪》：能否谈谈你在韩一银行时的具体工作？

　　纽曼：我在韩一银行董事会下设的几个委员会里任委员，参与战略目标设定。我的正式身份是独立董事，但同时是顾问，虽然不亲身参与经营，但每周开会讨论的都是相关决策问题。主要工作是扩大业务规模及提高工作效率。四年努力回报很高，很大程度发展了韩一银行的零售业务，而在之前，该银行零售业务几乎空白。

　　《21世纪》：在新桥投资进入韩一银行时，有没有人事大换班？

　　纽曼：有的。不仅换了行长，还换了首席财务执行官、信贷执行官、公司业务和IT高管、首席运营官等。部分新的高管是从韩国以外的地方请来的。

　　《21世纪》：那么，进入韩一银行后，有没有发现新的不良贷款问题，如何解决的？

　　纽曼：由于之前韩国政府进行了不良贷款剥离，后来发现新的不良贷款极少。即使发现了，韩国政府也有好的解决渠道。因为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安排，若发现新的不良，新桥投资有向韩国政府出售的权利。深发展的问题和韩一银行不一样。

　　《21世纪》：进入深发展后，在发现新的不良问题上，有无类似与当地政府间的协议安排？

　　纽曼：深发展的问题一是资本金不足，二是不良率高。这是不同于韩一银行的地方。而当地政府并没有类似协议安排，没有相关保护，这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我相信能克服它。

　　《21世纪》：新桥投资入主后的韩一银行在董事会人选布局上与深发展的有何不同？

　　纽曼：新桥投资51%持股韩一银行，董事会完全由新桥投资方面决策。而新桥则仅持深发展18%的股权，董事会中有4名新桥董事，3名独立董事是新桥方面提名并获董事会批准，7名是本地董事。因此，相对韩一银行，深发展内部合作要更多一些。深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席也是分别由外地和本地董事担任，这也是一种合作。新桥投资是想把国际市场的经验与中国本地很好的结合起来。

　　(本报记者郑小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