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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受制四大死穴 自嘲利益面前还谈什么卖出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27日 23:27  投资者报

  《投资者报》记者 薛玉敏

  “纯粹是作秀。”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高华证券一共推出了25份卖出评级报告,占国内全部卖出报告的1/3。听到这样的统计数据,北京一位大型券商分析师宋华(化名)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作秀。”

  “同行,包括我,因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少会给上市公司卖出评级的。”宋华认为,高华证券出具那么多份卖出报告,不是因为真的能超脱出利益之外,而是他们肯定没有多少基金分仓收入,只能先给自己打上“客观独立”的标签。

  “如果分仓收入多起来,你看看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卖出评级?”他反问说,毕竟敢说真话的分析师在国内还是稀缺资源。

  宋华称:“券商没有多少卖出评级,这已经是行业生存的潜规则了,没什么可奇怪的,反倒是作卖出评级才奇怪。”

  藏起来的“卖出”

  今年5月上旬,《华尔街日报》举办了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敢于说“卖出”的分析师获得了更多嘉奖。

  去年,A股大跌,多数股票的股价遭到腰斩。而应该令内地分析师汗颜的是,在他们的成绩单里,去年24154份报告里仅有76份给出了“卖出”一类的建议,占比仅0.31%。

  给“卖出”评级的主要来自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这两家券商的评级次数占到了卖出报告总数的一半。

  其中,渤海证券署名任宪功的分析师(实际作者为杜朴,详见前文)在去年6月份发布的一份机械领域的行业报告内一次对20余家公司共作出了27次“回避”评级。高华证券则一共有15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股票出具了共25次卖出评级。

  其余给出过“卖出”一类评级的券商作出这类评价的次数最多为5次,多数仅有1次。

  面对宋华的“作秀”质疑,高华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华证券不管是本地还是香港研究团队,都独立于公司的其他部门,不会受分仓等因素影响,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大胆出具了“卖出”报告的券商们,也没有在报告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纷纷将“卖出”一类的刺激字眼隐藏在各种季报点评和行业研究报告里。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76份“卖出”的评级报告中,针对个股的“卖出”报告仅有5份,另有7份季报、年报点评,其余全部为行业研究报告。即使号称客观公正的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也没有一份报告是给个股评级为“卖出”的。

  宋华表示,对券商来说,针对个股做出评价,算是非常深度的研究报告,分量足,影响比较大,因此券商一般不轻易在此类报告上给出激进的评级,而是通常将其隐藏在行业报告或者季报点评中。

  四大利益死穴

  “卖出评级为何那么少?归根到底,是利益在作祟。”宋华说。

  而细究起来,大概可以总结出与“利益”有关的四大死穴。

  一是怕得罪上市公司。如果分析师真喊了“卖出”,那么被喊的上市公司往往不愿意接待调研,一旦董秘拒绝接见,董事长等公司高层不和分析师沟通公司的最新情况,那么分析师就如同被排挤出局,难以知道公司的真实发展情况,以后研究工作也很难开展。

  不过,正面渠道走不通,为什么不能走侧面渠道去调查呢?“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像记者那样调查。放着直接有效的渠道不走,为什么要走弯路。”宋华问。

  二是从投资者的立场看,他们更关注什么时候买进,买什么,对卖出并不太在意。尤其对最重要的“买方”基金经理而言,券商给出什么股票有价值就行了,至于什么时候卖,基金经理自有一套标准。

  三是受困于基金分仓。很多券商研究所都是靠基金分仓生存的,如果恰好发现了某只基金重仓股有问题,分析师一般没法给其降级或干脆说“卖出”。

  “如果基金还没有抛掉股票,你就调低评级,基金公司下次还能把交易放在你这里吗,这不纯属自砸饭碗吗?”宋华一语中的。

  在他看来,只有股票涨基金才能赚钱,鼓吹“增持”、“买入”才是基金经理们最喜欢的。

  另外,券商也有自己的自营和资管业务,他们的重仓股票,研究所也要回避,不能作评价。

  四是交易习惯的限制。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微博)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交易习惯也导致市场偏爱做多的声音。因为大部分交易只有做多才能获得收益,做空的数量空间很少,说“卖出”没有市场。

  “但是我也要承认,卖出评级的报告,非常可贵,值得市场尊敬。”李大霄说。

  “曲线救国”之道

  不过,熟谙利害关系和业界生态的券商分析师们也并非总是一股脑儿唱多,毕竟市场总难免遇到某股票基本面负向发展,或面临某种突发风险而下跌的可能性,此时他们早已发展出一套应对之法。

  “一般是对这个股票不关注,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再写推荐它们的报告。可以在基金路演和交流的时候,私下告诉基金经理。这是一石二鸟的方法。”

  宋华告诉记者,在CFA(注册金融分析师)的章程里,就有规定说,分析师可以采取回避的方式来对待有利害关系的股票。因此从规章制度上讲,分析师不给“卖出”类评级也是有理有据的。

  此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像上文提及的,对不看好的公司,分析师就在季报、年报,或者在行业报告里进行点评,给出调低或卖出的建议。“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折中的一种方式。”宋华说。

  没有说真话的机制

  “肯定会有很多人抨击我们分析师,但事实上,在国外卖出评级也是很少见的。”宋华称:在利益面前,天下乌鸦一般黑。

  《华尔街日报》的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也提到,“鲜有股票分析师建议客户卖出持有的某家公司的股票,因为这需要勇气。”

  据悉该评选是《华尔街日报》在对亚洲140多家金融机构的3000多位分析师挑选的股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依据的标准就是选股能力。

  “只要有利益在,卖出评级就很难作出。”李大霄说。

  在宋华看来,除非有政府或者公立机构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不管买入和卖出都不会涉及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真正的客观。

  李大霄也建议,如果想让研究市场更加公正,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奖励说真话的机制。

  “你看看现在获得最佳分析师的,有几个是在当年准确预测了市场的?譬如2008年看空的分析师,在《新财富》上有他们的名字吗?”李大霄告诉记者,只要树立了讲真话的机制,客观的分析师自然会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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