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曾经说过，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破产对于资本来说，就像下地狱般痛苦，有这种“惩罚”存在，人们对待投资和经营会更勤勉尽责。同样，在资本市场中，“惩罚”是让人少作恶的必要手段和底线。

　　不过，对于从事IPO业务的中介机构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倒像只有天堂没有地狱。在最近证监会对胜景山河违规保荐机构的处理中，我们看到，平安证券、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启源律师事务所三家机构，对胜景山河的保荐上市过程，丝毫未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甚至有纵容和参与公司作假之嫌。即使这样，证监会对这三家机构的惩罚也只是“出具警示函”。

　　保荐成功了，他们可获数千万利润，出了问题却只是警告，这不是只有天堂没有地狱吗？如果非要说有地狱的话，那么被踢下地狱的也只是几个“临时工”而已。在证监会对该事件的处理决定中，平安证券的林辉等两名保荐代表人，被撤销保代资格；为胜景山河审计及尽职调查报告签字的会计师和律师，其处罚是分别36个月和12个月不受理其出具的文件。

　　虽然林辉们不是中介机构的临时工而是高级雇员，但证监会对胜景山河案件处理所采取的最终形式，和不少政府机构卸责的手法一样——出了问题是因为个别害群之马，与“组织”无关，如果这些害群之马还是临时工的话，就更能说明“组织”是可靠的了。

　　胜景山河在去年12月7日因被质疑财务造假而暂停上市，随后证监会要求参与该公司上市保荐的中介机构，对其财务问题进行调查。四个月之后，证监会公布调查结果，认为公司不存在造假，销售收入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存货真实，只是券商和会计师在信息披露和审计程序上存在不符合规定的瑕疵。

　　让公司雇用的中介机构对公司造假与否进行调查，结果可想而知。而且，如果真要公众信服公司没有造假的话，应该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而非三言两语下个结论。监管当局应该知道，公司上市涉及公众利益，一旦引起公众质疑，就应该采取充分透明的态度让公众了解真相。如果想用一句“认为公司不存在造假”换取公众信任，得到的只是公众“更不信任”。

　　也许公众信任与否，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并不重要，原因在于，证监会的权力事实上并非公众赋予，就算你不信任我，又能奈我何？如果证监会非要认为自己是可信的话，那怎么解释云南绿大地公司靠财务造假成功上市？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安然事件，同样是财务造假，但结果是让这个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的企业破产，让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倒闭，进而促进美国的会计监管制度更加完善。这就是“地狱”让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进化的作用。

　　绿大地财务造假已经证据确凿，但证监会既没有让其退市，也未对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做实质性处罚，隶属云南省政府的云南城投还向该公司注资，希望让公司起死回生。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没有“地狱”的资本市场，真的会是天堂吗？也许是，但只是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权力部门的天堂，“地狱”都留给了那些无权无势的散户。

　　当今的社会中，充满了“临时工”式处理问题的方法。打人致死的列车员是临时工、暴力执法的城管是临时工、对群众发飙的女警是临时工、入室强奸的巡防员还是临时工。只要官方机构出现让人尴尬的丑闻，就有一个临时工站出来顶罪，难怪有人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临时工。

　　谁都知道，让临时工承担责任就是推卸责任。不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出了过错一定是这个主体失职，至少也是其主管领导失职，至于具体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搞砸的，人们并不关心。

　　试想，在杭州市物价局最近查处的沃尔玛价格欺诈案中，如果沃尔玛把责任推给负责标价的“临时工”，能有人答应吗？如果康菲石油公司把渤海漏油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临时工，能有人答应吗？看来，临时工也分两种，能当替罪羊的和不能当替罪羊的，而能不能当替罪羊，关键看在什么地方当临时工。

　　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机构出了问题却由个人承担责任，是偷梁换柱般对责任主体进行庇护。平安证券、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和湖南启源律师事务所，是胜景山河保荐责任的主体，证监会真想整治IPO乱象的话，就应该撤销或暂停他们的保荐资格。拿这些机构的几个雇员开刀，与铁道部揪出“临时工”来定罪，有何区别？

　　中介机构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帮助企业造假，是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他们永远不用担心因造假而“下地狱”；证监会之所以能让造假者蒙混过关，也是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失职而影响手中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法律和规则来明确当权者的权责边界。这是最让他们满意的局面——躲在一潭浑水中尽享“自由”，真要激起了民愤也好办，抓出几个“临时工”，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