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27日 23:54 中国基金报 

  证监会[微博]、公安部等多部门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从违法配资、违规减持、“恶意做空”,到信披违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越来越多违法行为正逐渐暴露。

  此前新华社报道,中信证券徐某等8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经》杂志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今天财新曝光称,另外被要求协助调查的7人是: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葛小波和刘威,中信证券权益投资部行政负责人许骏、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房庆利、中信证券金融业务线的姚杰、中信另类投资部的汪定国以及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梁钧。

  三人来自最高管理层

  本次被曝的8人中,有3名均为中信执行委员会成员。执委会是中信证券内部最高经营管理机构,成立于2010年,执委会成员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据中信证券2014年年报,葛小波负责资金运营及另类投资及风险管理工作,刘威负责资本中介业务,徐刚负责经纪及研究业务。

  年报显示,2014年徐刚拥有中信证券股份87万股,薪酬为502.42万元。葛小波持有中信证券99万股,税前年薪523.25万元。刘威持有中信证券25.2万股,税前年薪541.12万元。

  此次卷入调查的两名业务线负责人,房庆利是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主管融资融券业务。许骏今年36岁,现任中信证券权益投资部部门行政负责人。另一名协助调查的梁钧,现任中信证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长王东明的秘书。

  中信证券再陷漩涡

  在上海一位私募高管看来,当前监管层这样“严打”正是针对这些机构利用信息优势来进行利益输送行为。

  为什么这些协助"国家队"救市的主力军反而成为了麻烦制造者?我们先需要知道这些机构在救市中的所用:

  查阅新闻可以发现,在7月份“A股保卫战”中,中信证券一直是券商“领头羊”。

  在证监会7月4日召集券商召开“救市大会”后,证金公司被委以救市重任,而中信证券、海通证券、银河证券与中信建投提供人力支持,证金公司从这四大券商中抽调了投资经理和交易员,负责具体救市交易。

  二级市场的直接操盘上,证金公司与21家券商自营团队组成了国家队的救市组合,其中,中信证券列在首位。在接下来的二级市场操作中,证金公司将资金通过上述券商各个营业部买入上市公司股票。

  而中信证券的“四大金刚”营业部已经被认为是证金公司主要的“御用席位”,四家营业部在七月,分别登陆龙虎榜222次、83次、195次和237次,分别累计买入370.53亿元、120.23亿元、328.74亿元、265.28亿元。

  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北京呼家楼证券营业部

  北京望京证券营业部

  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

  而对于前述中信证券徐刚,在被公安带走协助调查之前,已在公司内部低调辞职。

  公司2014年年报显示,徐刚1998年加入中信证券,曾先后在公司资产管理部、金融产品开发小组、研究部和股票销售交易部等部门担任高级经理、副总经理和执行总经理,曾任公司研究部、股票销售交易部行政负责人。虽说证券公司内部建立了若干信息隔离制度,但实际业务操作中并不算严谨,这就给熟悉个中细节的机构提供了利用国家信息牟利的可能。

  毕竟监管层、证金、汇金、券商、保险、各类公募私募等,现实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链条利益输送的案子在资本市场从不少见。

  "自己人"与外部合伙?

  事实上,这并非中信证券第一次惹上“麻烦”。此前在“恶意做空”调查中,中信证券还曾被指责利用旗下中信联创和国际对冲巨头联手做空A股。

  由于中信联创曾参股司度公司,而该公司背景牵扯到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Citadel,所以引发了中信证券联手国际对冲基金做空中国的猜测。

  不过,中信证券随后澄清称,中信联创于2010年出资100万美元投资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但该股权已转让,并于2014年11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目前中信联创并未持有司度公司股权。

  而近期被监管层“特别关注”的券商不止中信证券一家。25日晚间,同样曾经是救市主力的海通、广发、华泰、方正四家券商突发公告,称因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户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高压监管有必要

  在上海一位私募高管看来,“国家队”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利益输送的现象,当前监管层这样“严打”正是针对机构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如果匆忙救市,或许又会出现下一个“徐某”。

  (监管层)此举,想要做的是把一些不应该存在的因素去除,比如利用国家信息牟利的。

  对于当前救市,社科院易宪容指出,政府得让国家队真正成为呵护股市健康发展的主力,而不是仅借机谋利的工具。

  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保障基金和汇金公司,还是险资等国家资金,其实早就成了相当利益分化的集团,都存在出自其团体的利益关系。

  如果这些国家队的资金更多的以集团利益为主导,那么救市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当然,国家队救市也可能提供了利益输送的机会,监管部门对此得严密关注。

  以证金公司为例,此次证金公司的部分救市理念就颇受争议

  一般情况下,“国家队”资金分散给众多券商同时出手,但从证金概念股和梅雁吉祥来看,那些承担操盘手的券商仍然秉着投机和概念操作,没有业绩和估值支撑,股票即使涨起来之后,其结果只能是虚脱向下,这会给市场造成“二次危害”。因此,决策部门和“国家队”应该深刻反思此次救市过程,虽然救市是必要的,但救什么该怎么救?应该要有所预案和讲究,救市的目的是为了给市场输入流动性和鼓舞市场信心。

  但如果按"王的女人"这类救市,“国家队”陷入沼泽是大概率事件,机构们大都损公肥私和为自己利益盘算,救市步调不统一,买入的很多股票经不起估值推敲,这种短期投机行为必将遭遇市场回敬。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上市公司公布的证金公司持股情况,以及证金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北京总部营业部、中信证券北京望京营业部、中信证券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中信证券呼家楼营业部买入的个股情况发现:

  证金公司“救市”以来共买入395只股票,由于近来市场持续暴跌,截至8月26日,167只个股已跌破股灾以来最低价,占证金公司持股总数的比例达42%,由于证金公司并非在最低点买入,实际上套牢证金公司的股票数量更多。

  在套牢证金公司的167只个股中,中小创股票数量最多,共计101只,占套牢证金公司股票数量的60%。

  在监管高压之下,目前各大机构人士已“噤若寒蝉”。对于近期的“监管风暴”,记者于26日曾试图采访多位券商、基金等机构人士,得到的回复多是“目前不方便说”。一公募基金人士更是直言“上面有要求我们不能随便发表评论”。

  不过,高压监管并非只针对市场主体,监管者本身亦是被监管对象。

  如前所述,此次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的人员,除中信证券8人、《财经》杂志王某外,还有证监会人士——“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时至今日,市场上下都应该冷静反思,尤其监管部门要反思这次对形势的误判和对杠杆风险的认识不足,尽快完善和修补市场的制度漏洞,对“国家队”的救市过程需要复盘检查和监督,防止个别机构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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