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赖、修正、狡辩、再修正，这四个阶段是很多分析师推荐股票的完整过程

　　投资银行雇用大量勤快、聪明敬业的证券分析师，给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但对于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来说，是很有局限的。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有关。

　　比如，基金经理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对分析师有个评价(以此来决定股票交易佣金在各个投资银行的分配)。此外，还有《机构投资者》杂志和《亚洲货币》杂志等外部机构举办的对分析师的年度评比。在一个产能很过剩的证券分析行业，如何才能吸引客户的眼球？除了高质量的研究和恰到好处的服务以外，多多少少需要一点叫卖。这就比较容易使得分析师们在不小心的时候，慢慢地脱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且，投资者(买方)要不断地顶住自身的和外来的买与卖的诱惑也很不容易。他们的浮躁(短期)行为也给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施加了影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避开那些噪音

　　每个月定期和不定期的都有一大批新的经济数据出炉，新的销售数据公布，或者新的经济政策出台，每天都有这个名人或那个官员对行业或者宏观经济发表意见，某些股价会在短期内莫名其妙地涨10%，或者跌20%，但这些实在都是噪音，因为几个月之后，或者一两年下来这些噪音就会显得十分可笑，因为它们对股价的中长期表现没有任何影响。

　　它们随风飘过了。可是，分析师们日复一日地为此忙得不可开交：写报告、给客户打电话、办讲座、举行午餐会，甚至大型研讨会；销售经纪们也非常忙碌；多数投资者也被折腾得团团转。最后，大家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只有少数聪明的基金经理要么完全不理会这些噪音，要么趁大家傻忙的时候出货或者逢低吸纳，以静制动。

　　我有个做基金的朋友在香港做得很成功。因为他聪明，有一家大基金公司邀请他做分析师。他到新公司上班的第一个星期，我接到他的电话。他问我联想和中国石化的股价现在是多少。

　　我很纳闷地问他：“你的桌子没有彭博终端吗？”他说：“新公司规矩很严，不准看股价，也没有提供彭博终端，公司逼我们独立思考每家公司究竟应该值多少钱，而不要受现在股价的影响。”这个真实的故事听起来很极端，但隐含着这家基金公司的严谨和智慧，也难怪人家成功。

　　多数股民把眼睛盯在股价报价器上，盯在新闻频道上和黑莓手机上，又找到了多少有用的投资机会呢？我自己一直不能脱俗，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忙忙碌碌，年复一年，没有增长什么真的智慧。

　　我在做分析师的那些年，发表的纯粹噪音类的报告不可谓不多。每想到此，我就惭愧。我的反应很快，所以半生不熟的洋洋洒洒的“报告”经常是几个小时就能炮制完成，然后送去编辑处，而且每隔几分钟就催问编辑修改好了没有。编辑改好了，报告被送到合规部，我有时也表现出不耐烦，认为他们花的时间太长，问的问题太细，要我改的地方太多。有时他们要我与另外的部门协调观点的一致性，有时要我核实数据，有时要我把语气放缓和一些，少偏激一些，不要无谓地得罪人，等等。今天在我看来，这些其实都是应该的和正确的，但心急如焚的分析师有时不愿意等一等。

　　所谓的概念股

　　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有时会对经济数据或重大事件作出牵强附会的反应，找出哪些公司将受益、哪些将受难，从而列出一大串股票买卖的建议。每过一段时间，策略师或研究主管就要写一份厚厚的关于下一阶段的概念股或主要的市场议题的报告。

　　这些概念股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符合长远投资的基本理念：投资者匆匆忙忙进场，正好抓住高价(做了冤大头)，还没等一个概念完全显现它的价值(即使这个价值是真正存在的，它至少也得几年的时间才能显现)，投资者就被另外一个概念吹走了。投资者换马，付了交易佣金不算，换马的时机很有可能又是不利的。

　　在过去15年里，我能记起的主要的折腾人的浪潮如下：

　　1.1995～1997年，炒作的概念是，哪些公司与中国的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有关系，从而可以获得注资。当时朱小华概念股很吃香，朱小华曾是光大集团的董事长，他被认为有点石成金的能力，结果他曾经到某某公司的办公楼去过一下也成了股市的炒作题材，因为光大有可能会跟某某公司作并购。

　　2.1997～2001年，炒作人民币贬值的概念。“人民币贬值是迟早的事，所以避开内需股，只买出口型的公司；服务于内需的公司还有所谓三角债的问题”。

　　3.1999～2000年，炒作互联网热和科技股热。

　　4.2001～2003年，炒作QFII概念股。

　　5.时而有时而无的石油涨价以及石油产品调整零售价的故事；燃油税的10年故事，开征后的赢家和输家，以及“三农”概念股等。

　　6.人民币升值概念股。2003年至今，内需股与出口股的位置更替。外债负担重的公司(比如航空公司)经常受到几分钟的追捧。

　　7.内房股概念。凡是沾上地产边的公司在2006～2007年都受到了市场的格外青睐，当然还有电信业重组的概念。

　　8.“直通车”概念股，即中国政府何时能允许QDII正式实施的概念股。这股热潮在2007年下半年竟然把恒生指数推高了40%，可见这股炒作之凶猛。

　　9.中国金融股(银行和保险)的炒作。2005～2008年，大家似乎忘记了，在2003年甚至2004年时，市场主流派还在谈论国内的金融业是“技术上已经破产了”(technical bankruptcy)的，原因是呆坏账太多、监控太差、员工素质太差、政策性因素太多。突然之间，它们都成了香饽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最好的东西，也是最贵的金融机构。

　　证券分析师的四部曲

　　抵赖、修正、狡辩、再修正，在证券公司里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每天不断重复上演，年复一年。

　　分析师开始发现一只上升的明星股票时，这只股票一般也已经从最初涨了几倍，基金经理们开始打电话问分析师如何看待，分析师们才慢慢感觉到应该把它当真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分析师要正式研究一只股票需要经过(IRC)内部研究委员会同意，而且这只股票不能给分析师或投行带来信誉上的损害。

　　另外，一旦正式研究该股票不容易停止研究，想停止研究又需要正式的IRC开会同意，而且有可能得罪因本投行的研究而买入该股票的“后来入场的基金经理”。有些基金经理们担心，一旦失去了研究员们的噪音支持，中小盘股有可能会黯然失色，被人遗忘。而且，分析师停止分析一只股票时要出一个告示，有时让人感觉到这只股票可能有什么问题，所以，投行的IRC决定让一个分析师研究某股票时，当然有些尺度，比如这只股票市值是否够大，交投是否活跃(毕竟要让投行有交易佣金可赚)，等等。

　　等到一个分析师开始研究某一上升的明星股时，另外的投行坐在相同位置的分析师就开始有压力了，基金客户和内部的销售经纪人会问这些分析师：“某某分析师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说这只股票会在年内翻两番，你怎么看待？”于是，第二个、第三个，也许第四个分析师多少有点儿不情愿地开始发表对同一公司的研究报告。当这只股票确实是明星时，这样的局面就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可如果这只股票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时，分析师们开始沉默，或者开始陆陆续续放弃对该股的研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

　　有时，有些公司确实是好公司，但业务成熟之后，增长率开始下滑甚至倒退。它们的行业地位很坚固，但增长率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基数过大，部分原因是行业过了高增长阶段，有时也因为公司战略上有点错误(转型不顺利等)。

　　在上升阶段时，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往往对这些股票爱慕有加，“它们永远不会出错的，看看它们最近几年的表现”。这些公司的市盈率或市净率往往很高，因为市场对它们未来的预期很美好。

　　有时，这些公司明显在业务上或战略上犯了个错误，但市场仍然一片掌声，说“它们没有问题”。只有极少数人说，“白璧微瑕”或“成长路上的一个小坎坷”。但是，机灵的基金经理开始撤退，股票开始走弱。这个阶段是分析师的“抵赖阶段”。

　　尽管分析师仍唱赞歌，但是股价继续下跌。然后该公司下个季度或半年的业绩开始疲软，或者显示出不少问题(比如，应收款增加，客户抱怨增加)。这时，股价加速下跌。分析师们开始调低他们的赢利预测，修正他们对该公司未来12个月的股价的预测。但仍维持“强烈建议买入”，原因是：(1)股价已经跌了很多；(2)前景依然美丽。这是第二个阶段——修正。

　　这时，也许股价开始平稳。但鉴于新情况，分析师们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狡辩。直到新的季报或半年报出来，又一轮的失望，股价再次明显下挫，分析师对赢利及股价目标再作新的下调。很多分析师都发表了“抛售股票”的报告。这才完成了第四阶段——再修正。这个周期往往在一个股票上持续几年。几年之后，市场开始把这些公司当成也可以犯错误的“平凡公司”。这时，比较理性的分析才真正开始，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股票多年来的下跌便能理解这4个阶段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大多数分析师是大学财会或经济系的毕业生，有些或加上硕士学位，一般是毕业后即进投资银行，既没有经商的经验，也没有股票投资的经验，所以犯错误也不奇怪。在欧美，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有的干到50多岁，所以见得比较多一些。在亚洲，投资银行的分析师的行当是1990年前后才有的，所以现在的分析师一般在30～35岁，近几年，因为行业快速膨胀，才从电视业、航空业、商业银行等招聘了一些30～40岁的分析师。但总的来说，这在亚洲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行业。

　　年轻是个优势，因为不信邪所以冲劲足。但年轻也是个劣势，没见过，或者说没有经历过几次市场崩溃，更容易被旁人的三言两语说动心，而偏离对基本面的忠实。(摘自《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第三篇，作者张化桥，中信出版社，文章有删减，文中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