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明星总统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一出，深陷经济危机中的全世界为之齐声喝彩。基于中国过去10多年来贫富分化日益尖锐的社会背景，这一“限薪令”在我们这里赢得的掌声尤为热烈。国泰君安偏偏赶在这当口端出高额内部薪酬福利计划，自然成了人人喊打。

　　根据奥巴马的规定，那些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万美元。对华尔街的那些高管而言，这笔钱的心理效应大概相当于让我们这里的大型金融企业——比如说国泰君安——的老总一年拿10万人民币的总收入，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只值这个价。那么，“限薪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真实效果呢？

　　最可预料的一种情况是，这50万美元仅仅是表面文章，美国政府过去限制高官薪酬的措施基本上都事与愿违，这次新措施可能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最严厉的措施可能将只影响少数企业，其他企业则可以通过对额外薪酬进行股东投票规避其中一些限制。假如年轻气盛的奥巴马决意将“限薪令”进行到底，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种情况：真正的优秀人才从华尔街大量流失，留下的则是本来就无处可去的平庸职员。

　　以国泰君安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在全国100多家证券公司中，国泰君安的经营业绩是名列前茅的，而公司员工的平均收入状况却是偏低的。就算不像国泰君安最新澄清的那样，32亿元不是“计提”而是“实发”，情况仍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中有那么多大型公募基金的经理人纷纷跳槽到私募那里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从局部的逻辑来看，国泰君安是有理由大声叫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金融业在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虽然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合理不能完全由国泰君安来承担。

　　华尔街的那些人是靠他们智力暴富，而他们的中国同行则是靠垄断而维持高薪的。同样是搞金融的，如果在华尔街，你需要比别人更灵敏狡猾；在中国，你需要亲近别人无法亲近的公权力。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将奥巴马“限薪令”与国泰君安高薪计划作比较时的重点。对美国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暂时限制高管薪酬；对中国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让游戏对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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