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本土上市将成亚洲新潮流

　　美欧上市往往被看成一种荣耀,然而热闹过后,麻烦渐现。分析师的疏于推荐、基金经理的关注不够以及严苛的监管、琐碎的条例,都将增大公司的上市和运作成本。同时,亚洲市场的成熟、壮大,则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资金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

　　陶冬/文

　　去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不仅是中国银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揭开了亚洲资本市场新的一章。

　　建设银行招股,超额认购42倍,集资92亿美元,为全球

资本市场2001年以来的最大股市集资活动。这次招股,打破了中国大型企业香港、美国两地上市的惯例,集资在香港一处搞定。

　　如此大规模的上市活动,无须经由美国集资,这对香港股市来说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中国移动集资42亿美元,单靠香港市场根本无法完成,必须通过发行ADR(美国存托凭证)吸纳美国资金。结果中国移动的机构投资者认购中(占总集资的九成),70%来自美国。换言之,当年如果没有美国市场的参与,大型集资根本无法完成。

　　不过这两年,美国和亚洲的市场环境均出现重大变化。在美国,一系列上市公司丑闻带来了监管风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对上市公司制定了严苛、迹近骚扰的监管条例。公司运作的会计、法律成本急剧上升,管理层为监管疲于奔命,一旦出事更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多数寻求上市的外国公司不再以美国上市为荣耀,反而避之大吉,躲开这些繁琐、苛刻和成本。

　　更重要的是,亚洲资本市场自身的容量大增。亚洲已从上世纪末的净资本输入地区,转变为净资本输出地区。亮丽的经济、强劲的出口、稳定的政局、高企的储蓄,为亚洲迅速积累下大量的财富。从个人到企业,再到央行,手中都握有大量资金,愿意投入股市。充沛的本土资金,为亚洲资本市场的崛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而香港股市是亚洲股市的佼佼者。

　　美国基金的全球化在这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7年时,美国基金中的80%只做美国市场。今天,80%的基金可以投资海外。它们对海外市场、外国公司的了解程度已有大幅提高,相当部分更在香港、新加坡有分支机构。这些基金已无需通过ADR投资外国公司了。

　　当然,本国银行、企业资金一定是本国上市企业的忠实追随者。亚洲品牌未必为美国投资者所熟悉,上市价格上往往需要折让。但是这些企业在本国、在亚洲则是名气响当当的,追随者自然众多。有报道称,建设银行认购中,两成是被中资(含香港中资)所包围。

　　亚洲靠出口赚来的辛苦钱中,相当部分被投入收益并不吸引的美国债券。面对本国一流的企业,面对分享本国发展成果,资金趋之如鹜是自然的。

　　亚洲公司在美欧上市的弊端,其实早已显现出来。在美欧上市往往被亚洲公司看成一种荣耀,一种高于他人的品牌。然而热闹过后,麻烦渐现。对于亚洲企业,欧美分析师并不十分了解,公司访问更要长途奔波,至于亚洲特有的公司文化、市场特征、竞争环境,分析师们更是云里雾里。久而久之,研究少了,推荐少了,基金经理的关注自然不够,于是

股票成交量不足,股价不振。面对时差,管理层需要在“非人性”的时间段开电话会议。　　同时,严苛的监管、琐碎的条例、不知所云的律师/会计师查询,增大了上市成本和运作成本。一位纽约上市的中资老总将自己比作新婚少妇—豪华婚礼令人艳羡,但是系上围裙才知柴米油盐之贵、烧饭洗衣之烦。

　　亚洲市场的成熟、壮大,为公司提供了更多选择,为资金创造出更多机会。到2010年,亚洲储蓄总额预计超过10万亿美元,各国

外汇储备总和也可能接近4万亿美元。充沛的资金、富有活力的企业、欣欣向荣的经济,揭示亚洲资本市场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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