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久霖之败学习什么

　　本报记者 刘柳

　　“中航(行情 论坛)油出事，在于风险控制和程序上的监督被忽视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金融教授周春生博士认为。而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人力资源和管理学教授、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国安(Yeung，Arthur)看来，中航油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公司所奉行的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而不是要求职业经理人德才兼备。

　　文化惹的祸？

　　《财经时报》：中航油事件的发生，有不少评论者指出这是集团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问题。您的看法如何？

　　杨国安：有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者和国有资产利益的脱节。因为经营者对于国有资产没有切身的利益，所以运行企业时“赌”的心态比较明显。但通过相关的材料来看，陈久霖自己非常渴望中国航油(新加坡)的成功。如果他在民营企业，我相信他也会采取相似的决策，这与个人的风格相关。

　　也有人认为这是公司的规则制度没有落实所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但很明显，在中航油事件中，这一机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在于，中航油集团文化的特点是以成败论英雄，而不管个人做事的方法。在这种过度人治的企业文化氛围下，一个人越是成功，就越容易被视作英雄寄予厚望给予高度授权，从而很容易超越内部的审核和监控体系。自然，这种类型公司的高管更易犯罪。陈久霖7年之内将一个亏损的公司打造成明星公司，在集团内部威望很高，最后也没有逃出例外。

　　周春生：中航油是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损失的是国家的钱。但它到底是企业的经营行为导致的，而不是政府行为。换句话说，这件事提醒我们，类似中航油这样的国有控股企业，在选拔任用经理人员的时候，除了关注经理人员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素质之外，也要注重日后的经营过程中，如何有效的控制经理人员的不当行为。

　　中航油的衍生金融交易在操作上违背了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中航油的很多做法跟国内企业一样，尽管它是新加坡上市公司，尽管公司有很多的规章，实际上都成了摆设，而没有被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的落实甚至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因为没有被落实的制度是形同虚设的。

　　监控海外子公司金融风险

　　《财经时报》：从陈久霖事件来看，相对于CEO道德风险来说，CEO的运作风险是不是更难监控？因为从表面上看来，CEO运作时似乎在为公司而不是自己谋福利。

　　杨国安：陈久霖没有违反个人道德，但他违反了职业道德。因为公司做大对他有好处，为了名、利、权，他把公司带到高风险的一步。从这点来说，他的职业伦理有问题。

　　公司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经理人避免运作风险的发生。选人的时候要德才兼顾，而不能仅仅依靠业绩选人。另外，公司内部独立的审计制度，在发现经理人有错之后，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严肃处理，形成制度。

　　《财经时报》：中航油的事件，在如何监督海外子公司方面为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训？

　　杨国安：在监管海外子公司时，跨国公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欧洲型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高度授权，重点在于人格上的保证。母公司会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且在公司文化中浸透了很久的人担任海外子公司CEO。第二种，美国型方式，公平地执行内部流程和标准。美国公司比如GE会设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制度，全世界审计分公司的账务，对谁都一样。第三种，日本型方式，母公司高度集权，对于海外子公司授权很少。

　　我的建议是，在监督海外子公司时适当放权。同时派出去的CEO信得过，德才兼备；另外设置法制的监控流程，比如董事会、内部独立审计制度等。最后，整个集团须坚持持续发展的战略，避免通过“赌”的心态获得短期发展。

　　周春生：从企业内部的监控体系上来说，董事会是监管CEO最直接的机制。独立性的董事会才能有效形成对CEO财务上的监控。考虑到董事会自身条件的限制，董事会必须配备自己的财务和法律事务顾问，从而帮助董事会明白公司财务的动向，又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另外设立内部独立的审计制度。设在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有权利调查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并充分地获取信息。此外，审计师还应当是财务方面的专家。

　　《财经时报》：陈久霖事件揭示了管理高层遵守财务纪律的重要性。但是怎样促使包括CEO在内的管理高层遵守财务纪律？

　　周春生：注重对CEO的授权和考核，考核尤其重要；其次，任何大型的期权期货交易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信息沟通和监控的渠道；再次，对CEO个人权限加以制约；最后，企业要运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对于自己不擅长的就不应该去做。做期货并没有错，但“过量”做期货就是错了。已经走错了第一步，就应赶紧纠正、赶紧退出。陈久霖过度的投机，从量变发生了质变。

　　如果CEO自己不懂金融，可以在公司内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专家团，向董事会指出金融市场中使用的策略的危险性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