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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主体缺位，导致没有一套真正的、从上而下的、来自于股东的内控体系，就会出现决策失误、颠覆性的问题
文 宁向东 清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对陈久霖，现在舆论一边倒，这是不公平的。陈久霖事件无论最后怎么处理，我们都
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从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从企业运作的角度以及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眼下对中航油事件的处理要考虑几个层面的问题，而不能单纯考虑如何把窟窿填平：
第一， 航油这种企业要不要到海外上市，在海外上市的这些企业怎么去监管？
中航油事件给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再次提了一个醒：上市并不等于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这些企业是作为垄断性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它们缺乏打拼的历史，也缺乏伴随打拼的历史而建立起来的治理结构。无论从人员结构、工作量、对风险的认识，和那些从市场中打拼过来的企业都不一样。虽然这些企业也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等管理架构，但是控制性的股东还是国家或者国家的某一个部门，只是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股东，但是以自己的收益为重的产权主体还是缺位的，最后还是要靠行政性的机构比如国资委来管理。如果没有一套真正的、从上而下的、来自于股东的内控体系，就会出现决策失误、颠覆性的问题。
这些公司虽然上市了，但和真正竞争性的公司治理构架还是不一样的，缺乏在国际舞台上运作的能力和平台，它的组织结构和运作结构都不足以保证在国际舞台上运作得更有效率。
第二，没有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像中航油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海外上市之后，股权多元化、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似乎一夜之间猴子变成人了。事实上猴子并没有变成人，只是把毛剃了，穿了一身衣服，但还是猴子，其行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把它当人了，用约束人的那套体系去约束它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还是要把它当作猴子来对待，用猴子转变成人时的那套切实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它。出事之后我们没有一整套的预警机制，所有的制度都是无根地飘在空中的。
监督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公司治理层面的，也就是假设我们的企业也和西方的公司一样，运作已经规范化了，在董事会里面可以就地解决问题，董事会可以扭转经理人不利于股东利益的决策和举动；第二个层面就是外派的董事作为信息的上传者。在董事会无法就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能及时把信息反馈到国有资产的监管部门。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另一个办法，但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
谁应该是这个制度建立的主体？我想应该是建立一个三级的管理体制，最上层是国资委，然后是一个国资管理的经营公司，然后才是公司。中间的经营公司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利益代表者，他对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应该有几道防线。比如中航油，首先公司层面应该有自己的防线。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董事会的民主无法贯彻的情况下，公司自己的防线是很容易被突破的。目前我们的状况是此后就没有其他防线了。第二道防线就是职业董事作为告密者的存在；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防止随意告密，如何把董事行使监管的行政动力转化为经济动力。
第三，作为航油这类企业，要不要继续做期货，要不要继续去冒这种风险？
假如陈久霖不是暴仓而是赚了，他是不是英雄？9月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欢呼“买了一个石油帝国”，它们的封面都是陈久霖很正面的大幅照片。如果因为陈久霖赚钱了我们承认他是企业英雄，那现在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只能说企业制度有问题。如果他成功了，很多人会说就是因为陈久霖没有顾及这些制度他才成功了，制度造成了太多的约束。
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应该可以做石油期货。从公司利益角度讲，期货交易肯定是要做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建立内控机制去防范出现太大的风险。最怕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出了陈久霖事件，以后所有的公司都不做了。这就是泼脏水连孩子都泼掉了。如果不做，也就放弃了未来的赚钱机会。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到它的负面影响，而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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