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新股“三高”发行问题，牵涉其中的多方却各有各的说法：保荐的投行双手一摊，说是基金高报价；询价的基金连忙撇清关系，怪投行和上市公司太“强势”；上市公司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声称“超募”情非得已……这情景俨然一部现实版的“罗生门”。在最近举行的一次新股估值定价研讨会上，有“公募基金一哥”之称的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王亚伟高调抨击“投行劝退报价”，直接把新股发行机制中的种种“纠结”摆上了台面。

　　基金称自己很弱势

　　一询价机构准备给某新股报出35元的价格，可实际上这家拟上市的公司想发到50元，于是通过承销商来给这家询价机构打招呼，劝退这家询价机构，让其放弃报价。最后的结果是，上市公司如愿以偿发到50元，一次性大量筹集到超募资金。

　　王亚伟用这个真实的例子来证明“其实询价的基金很弱势。”作为询价方，他认为，由于国内的新股供不应求，买方处于一个完全的弱势地位，很多情况下询价机构只能做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新股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承销商根本就不需要维护什么买方机构客户，更谈不上维护非特定的散户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承销商几乎完全站在卖方的立场上行事。如果不加强对发行人的约束，不提高询价机构的谈判力，谈不上什么市场化定价。”

　　而他给出的建议是，主承销商拿出承销收入的50%，按照询价结果购买所承销股票数量的2%至3%，并且锁定一年，以此限制承销商高价发行的动机。而对给予承销商自己配售股票的权力，王亚伟更是坚决反对，认为这会让券商在定价中更为主动，询价对象在报价中的博弈力量更加受到制约。

　　投行直指“乱询价”

　　王亚伟的这番“放炮”让不少证券公司的投行人士坐不住了，在他们看来，一些询价对象报价不负责任，为获得购买权而盲目报高价，又没有任何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每一家询价对象最终购得的新股数有限，即便首日遭遇“破发”，损失也相当有限。“目前打新总体仍是稳赚，所以部分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报高价去获得购买权，甚至‘乱询价’”。

　　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认为，一些利益主体未归位尽责也是新股陷入“三高”的重要成因。比如，主承销商撰写研究报告不谨慎、投资者未深入研究发行人公司价值等因素，从而使得定价过高导致“破发”，或者定价太低导致涨幅太大。

　　新股市场缺乏博弈

　　“三高”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机制问题，新股询价参与主体包括发行人、承销商和询价对象三方之间缺乏充分的博弈。而利益纠缠之下，衍生出的现状是：一边新股不断开盘破发，另一边“三高”发行却依然盛行。统计显示，自2009年6月以来，上海主板、深圳中小板及创业板IPO平均市盈率水平为45.58倍、53.19倍、69.82倍，三个市场的平均超募比例分别为95.28%、176.47%、219.23%，都处于较高水平，中小盘股情况则更为严重。有评论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正遭遇着“利益路障”。

　　“当前首要的工作还是要切断新股发行过程中的利益链条，防止潜在利益冲突的恶劣影响。”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建立公平的估值定价环境，让市场各方参与者公正参与博弈，是形成合理发行价格的前提条件。在他看来，新股发行改革要继续坚持市场化取向，增加估值定价的透明度，强化对询价对象报价情况的市场监督，同时建立奖优罚劣的监管机制，淘汰报价质量较差的询价对象，提高询价对象整体报价能力。

　　本报记者唐玮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