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位创业板公司高管和董事、监事辞职，尽早套现、落袋为安或是一些持股的创业板公司高管最理性的选择

　　蒋飞

　　一边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年薪，一边是立刻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身家，你会如何选择？

　　不满周岁的创业板正在这样考验着上市公司高管们。

　　近一年来，创业板创造了“中国奇迹”。截至2010年8月6日，创业板公开发行并上市100家企业，平均发行市盈率67倍。同时，公开发行一完成就造就了324名亿万富翁和39个十亿级富翁家族。加上二级市场始终以中小盘股炒作为热点，创业板持续高烧不退。

　　但二级市场波谲云诡，泡沫破灭只在旦夕间，亿万家产毕竟只是纸上富贵。尽早套现、落袋为安或是一些持股的创业板公司高管最理性的选择。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统计，今年以来共计有36位创业板公司高管和董事、监事辞去相关职务。去除8位独立董事，以及若干未持有股份、辞职后仍在公司其他高级管理岗位任职的情况，共有16人在持股即将解禁的情况下去职。

　　尽管还无法确定这些高管辞职便是奔着套现而去，但市场仍在惊呼，创业板是否成了“套现板”。

　　难敌套现诱惑

　　首批创业板公司之一华测检测(300012.SZ)的两位副总裁，主管消费品测试事业部的聂鹏翔和负责人力资源事务的魏屹相继辞职。魏屹于6月初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聂鹏翔也于今年6月下旬辞职。他们分别持有华测检测42.8847万股和35.3847万股(均为计算红股后的最新数据，下同)。以昨天的收盘价计算，市值分别是1129万元和932万元。而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记载，二人的年薪分别仅为16.79万元和33.93万元。

　　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减持手中的股票，首先必须符合上市满一年；其次，根据证监会的要求，他们必须承诺在职期间只能减持不超过25%，离职半年内不能减持。换句话说，如果在锁定一年届满之前半年 “挂靴”，就可以在合规的情况下实现最快速套现。对于首批创业板公司的高管和董事、监事们而言，这个最佳时间段是今年4月底之前。

　　“聂鹏翔离职后，已经有人补缺。而魏屹的职位公司认为没有必要添补。他们选择离职有个人的原因，如果一定要理解为是为了减持股票考虑的话，这是个人的选择，包括其他高管可以在10月份减持25%的股票，公司方面也没有办法阻止。”记者日前以投资者身份向华测检测证券事务部询问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华测检测的人士还对记者强调，这些高管持股占公司的总股本很小，减持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然而，选择在今年10月前离职的高管并不仅仅是持股很少的小股东高管。一些身兼高管和公司创始人身份、持股超过5%的股东也在离开。辞职的名单中甚至还有公司总经理。这些创业元老，以及公司核心职业经理人的离职，仅仅是个人原因可以解释的吗？缺少了他们，也不会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太大影响吗？

　　高管无心恋战

　　9月7日，海兰信(300065.SZ)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侯胜尧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职之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记者查阅海兰信的招股说明书发现，侯胜尧系公司的发起股东，持有392.7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7.09%。这笔股权以昨日的收盘价计算，价值近1.6亿元。

　　一般而言，持股超过5%以上且拥有公司董事资格的股东不会主动放弃自己在董事会的发言权，而侯胜尧的举动或许说明他已经无意长期持股。

　　海兰信于今年3月上市交易，明年3月届满一年锁定期。侯胜尧选择在9月辞去董事职务，距离明年3月恰为半年时间。届时，他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股票上市12个月内不进行出售，以及辞职后半年内不转让股份的承诺都将失去约束力。

　　另一些公司如江苏新宁物流(300013.SZ)的董事辞任则很可能预示着股权投资者的退出。该公司8月4日收到董事张小明的辞呈，张辞职后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招股文件，张小明同时是昆山泰禾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50%，并通过泰禾投资间接持有新宁物流394.875万股，市值超过6300万元。

　　事实上，张小明的董事任期到明年3月底即届满。但是如果坐等任期结束，泰禾投资就必须等到明年9月底才能套现。而张小明今年8月选择辞职后，泰禾投资的解禁时间提前到了明年2月。

　　在高管的离职中，总经理的离职尤其引人注目。今年3月，网宿科技(300017.SZ)总经理彭清请辞。他的辞职时间也可谓接近“最佳时点”，今年10月即可顺利抛售手中目前已经价值超过8200万元的431.51万股股票。

　　有趣的是，也有公司高管选择辞去高管和董事等职位，但未离开公司。康耐特(300061.SZ)8月31日公告称，董事兼副总经理范森鑫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职务，同时也不再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但仍在公司工作。范森鑫目前的持股市值约为3600万元。

　　“体制性造富”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近日与另外两位学者联合撰文，把创业板的财富效应称作“体制性造富”。

　　在刘纪鹏看来，创业板高价发行等“三高”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畅，这导致了先期得以通过证监会审核上市的企业成为稀缺资源。有限的创业板新股如同膨胀的海绵，一旦落入证券市场的蓄水池就开始吸取远远超过原定募集规模的资金。与此同时，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起人股东和持股高管也在股票上市的一刻被体制性“催富”。

　　A股的股权激励机制早已形成，但是不同于主板和中小板老上市公司授予高管股票期权或者“增值权”的方式。新生的创业板公司高管很多都在上市之前参与了公司发起过程，并已经持有股权。他们的财富剧增并非全来自于自身的勤勉尽责和上市公司的长期成长，而是受益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人为造成的稀缺性。

　　“我反对以行政手段限制高管离职套现股票。这种行为本身只要合规合法，说实话企业和保荐机构都无可奈何。”一位大型券商保荐人代表建议在现有审核制度的审慎和效率上找到平衡，加大创业板供给，从根本上解决高价发行；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修改现行制度，要求创业板公司上市时作出业绩承诺，达不到业绩则高级管理人员在交易股票方面应该有所限制。”

　　“创业板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这就要有奖惩机制。对做得好的公司和高管应给予融资和交易的便利，做得不好的也应该付出代价。”上述保荐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