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凯

　　7月28日深夜，证监会公告，临时取消原定于7月30日上会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山西证券”)IPO申请。

　　公告称，鉴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决定取消该公司发行申报文件的审核。至于何时过会，公告并未提及。

　　“这应该是券商IPO中首个被临时取消审核的案例。”7月29日，某券商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表示。

　　本报于7月28日披露了山西证券的主承销商和保荐人之间存在的两层关联关系。(详见《山西证券IPO存两层关联关系 主业平平引估值悲观》)

　　中信证券是山西证券的主承销商兼保荐人，然而山西证券第五大股东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是中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中信集团正是中信证券的大股东。除此之外，山西证券的另外一家承销商——中德证券正是山西证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证券持股比例为66.7%。

　　根据相关法规，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7%，保荐机构应联合1家无关联保荐机构共同履行保荐职责，且该无关联保荐机构为第一保荐机构。

　　由此看来，保荐机构中应至少有一家为无关联保荐机构，而中信证券离这一要求距离，其关联方中信国安持有山西证券3.52%股权。

　　“因为这两层关联关系而取消审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就中信证券的情况来说，关联方中信国安的持股比例仅为3.52%，持股比例较低，并且其实际控制方中信集团为国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中信证券方面应该就此问题向证监会作了专项报告，而且应该还会在职业操守方面对证监会有所承诺。”一位投行老总对本报记者分析。

　　“据我的从业经验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遭到了举报。一般来说，临时取消IPO审核，应该是出现了新情况。”上述投行老总进一步表示，举报原因就有很多种可能性了，“比如说，内部员工举报有老鼠仓行为。”

　　除此之外，记者查阅招股书发现，山西证券有一笔涉及8000万资金的法律纠纷仍未解决，而山西证券对此也没有计提损失，招股书称，“本公司该案件经办律师认为根据本案的案件事实及对法律的适用，该案诉讼结果对本公司有利。本公司管理层在参考本案经办律师专业意见的基础上，评估了案件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2004年，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下亦称“山西证券”)曾被卷入建国以来山西历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7·28”系列金融诈骗案，斯时，山西证券以及旗下三家子公司共计8.5亿元巨资被挪用。

　　此后，山西证券通过庭内外调解及法院强制执行等方式将被盗存款全部收回，并获赔偿金1366万余元。

　　麻烦在后面。2005年12月，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7·28”案件中所收回的8000万元资金属不当得利。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即为导致山西证券8.5亿元损失的“罪魁祸首”。为何受害者反成被告？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诉讼理由为，山西证券的两家子公司在其分理处两笔共计8000万的存款被人用加盖伪造印鉴的支票转到山西证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并没有流出山西证券之手。

　　而2004年10月，山西证券的子公司以要求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其账户全部存款(包括前述两笔资金)为由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智信网络包括前述两笔资金在内的全部存款。

　　之后，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履行了这一法律责任。不过，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多次与山西证券协商，希望山西证券返还8000万给该分理处，但山西证券至今未归还。

　　于是，便有了之前的起诉一幕。

　　然而，山西高院驳回了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诉讼请求。2007年，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向最高法提起上诉，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撤销山西高院对山西证券有利的民事裁定，要求其审理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起诉一案。

　　此后，支持山西证券的山西高院与“同情”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最高法反复“较量”，目前，最高法再次将本案打回山西高院重审，尚未审结。

　　“就最高法和山西高院的在此案上的‘纠结’来看，诉讼结果是否会对山西证券有利仍未可知，而8000万款项全不计提损失，似有不妥。”某券商人士说。

　　7月29日下午，记者分别致电山西证券招股书上公布的山西证券联系电话、中信证券保荐人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