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

　　1992年1月，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票证出现在上海街头，向市民公开发售。股票认购证的发行，既预示着中国股票发行到了一个制度化演变的入口，也预示着地方政府鼓动市场高速发展将演变出中央政府接手市场的决心。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了被称为“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震惊全国的“8·10风波”。

　　“8·10风波”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两个月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诞生。据刘鸿儒的回忆：“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这个局面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发表，一下子就公布了。”这也许是市场发展本身显示了对于统一监管的要求，中央政府从此开始着手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道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还有多个部委领导担任委员。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

　　在证券市场中，某些地方政府是更多的获利者，它可以不需要担负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却可以获得诸如印花税等市场收益的大头。交易所对柜台交易和黑市交易制度的成功替代，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部分市场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了建立交易所的巨大潜在收益。比如，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财政包干出现地方投资扩张冲动与地方财政结余不足的现实矛盾，急需地方政府寻找资金集聚和市场融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所以，初期的市场存在自我约束、竞争约束、行业自律、诉讼约束和监管约束的巨大空白，市场参与者未受节制的贪婪和各种不当行为导致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无序。

　　但中央政府的处境不同，它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属于所谓的“(证监)会管干部”。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现任会长为中国证监会湖北证监局前局长黄湘平。

　　1992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为完成“国企改革”政治目标、为满足中央政府利益需要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作者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