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在1月16日召开的上海市“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说，现在并不是推出国际板的最佳时机，“我想，国际板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虽然韩正并不是中国证监部门的领导人，但作为曾经拟议开设的国际板所在地上海的最高行政首长，他的这一表态自然也透露了来自决策层的一个明确信号：曾经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极大困扰的国际板的鼓噪终于可以停下来了。1月17日的A股市场在此激励之下，犹如卸去了沉重的包袱，顿时出现了强劲的上升行情。

　　在去年5月，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时放出豪言：“在这儿，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由于尚福林特殊的身份，他一语既出，顿时在市场上引起极大反响，沪深两地股指应声色变，从此开启了长达数月的下跌行情。而在尚福林作出这一表态的前前后后，每当有来自中国证监会或上海市的要员就国际板发表充满自信的谈话，总是要使大盘出现强烈动荡。国际板虽然还未出生，但已经成为干扰市场的一个“资本怪胎”。

　　从国际板形成动议的第一天起，市场围绕着它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这种争议的分歧是由话语者的“屁股”来决定的，官员们对它总是青睐有加，而投资者则一片反对声。官员们的热捧，有宏大的叙事来支撑，最为有力的理由就是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投资者的话语没有那么宏大，他们所担心的只是在圈钱已经蔚然成风的A股市场再引进国际大鳄，对市场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但是，官员的话语权历来胜过普通投资者。

　　其实，国际板不能适应于当下的A股市场，是一个用脚指头都可以想明白的问题。在中国资本市场还局限于人民币计价股票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如果发行美元计价股票，无疑会重蹈B股市场覆辙，后来定位为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国际板在中国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闽灿坤就是，又何劳今日再来兴师动众？至于为了适应跨国企业的需求而放弃我国 《公司法》、《证券法》的普适性，专门为它们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法律制度，更是一种对市场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关决策部门还抱着这个国际板不放，而要将其强行塞给中国的投资者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些官员需要不断地创造政绩，国际板的鼓噪是在官场上流行的某些“政绩思维”的产物。正是在这种“政绩思维”的激励之下，中国资本市场才会出现发行市场的大跃进，并且不断强行推出加大市场风险的所谓新产品。其实，上海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建立国际板，建立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漂亮的说辞，最重要的是因为深圳建立创业板市场后，上海方面就坐不住了。

　　而深圳的创业板，又何尝不是“政绩思维”的产物。按照主流话语的说法，创业板是为了帮助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开拓融资渠道而开设的。但是我们别忘了，在创业板开设之前，深圳已建立起了中小企业板，而当年开设中小企业板的理由，同样是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只是中小企业板已时过境迁，决策当局需要再接再厉地创造新政绩，才推出了创业板。时至今日，面对市场的满目疮痍，我们已经看到，给创业板涂抹的种种包装已经破产，投资者不得不为其买单。很显然，决策部门凭借其强大的权力，本来是可以按计划推出国际板的。但是，今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给其当头一棒。这次会议指出，要防止以规避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对照金融工作会议的这个要求，国际板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对号入座”的货色。

　　现在，国际板的鼓噪终于可以停止了，饱受折磨的股市因此而振奋。但是，国际板的暂时搁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最近的股市行情低下而产生的倒逼作用，并不是决策部门意识到问题而采取的主动纠错行动。也就是说，决策部门随时可能抛出类似国际板之类超越市场条件的“创新”产品，从而再度扰乱市场。真诚地希望决策部门能够从国际板事件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以投资者利益为重，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重，而不是继续把市场当作一个为己所用的工具，任凭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受到无情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