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的投资价值一直被“高成长性”的光环所笼罩，但与扩张并生的高费用增长、低定价能力以及中间业务收入的薄弱基础等，说明城商行的规模因素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而息差的环比负向驱动却是其为了增长而牺牲定价水平的最好印证。

　　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速扩张之后，一直被看好的城商行的高成长性是否“涛声依旧”？

　　根据中报，今年上半年，三家上市城商行的净利润都呈现出同比30%以上的增长态势，达到或超越上市银行上半年的平均增速。但在分析驱动净利润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规模因素是各家银行业绩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众所周知，大型银行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依靠广泛的网点渠道和多元化金融平台所打造的主办型银行的地位，而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集中在净息差定价水平的竞争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差异化发展的趋势方面。那么，留给城商行的竞争战略应该是什么呢？

　　关键点在于“求同存异”，城商行的高增长本无可厚非，但其扩张必须要以一定的管理边界作为支撑，盲目地追求规模可能会给其经营带来严重的影响。

　　规模增长误区

　　其实，在城商行前几年高速扩张之时，就有人质疑“高增长不等于高成长”。时过境迁，重新反思城商行走过的扩张之路，这种质疑不无道理——即城商行等小型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优势并不是简单的规模增长。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已经跨过了20世纪初那一段野蛮成长的阶段，目前银行业的市场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小型商业银行要想再一次获得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20世纪初所享受过的高速成长的机会已经颇为困难。

　　现在的情形是，无论是监管层还是竞争对手，对于规模的管理都是十分严格和重视的，每家银行网点的设立远比10年前复杂得多。城商行只有认清楚这一点，进而将注意力与资源投放到自己有所专长的经营领域，才能获得目标集聚市场的竞争优势。

　　而目前中国的城商行并不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尽管贷款和资产规模都在不断地增加。

　　中报显示，城商行的净息差水平在对利润的驱动中出现了分化，南京银行(601009.SH)的净息差仍然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而北京银行(601169.SH)和宁波银行(002142.SZ)的净息差影响因素则不很明显甚至出现了负面拉动。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南京银行去年同期的净息差水平相对较低，今年在市场利率回升的情况下上升明显；北京银行的客户结构以政府类和大型企业为主，其为了获得贷款的投放在定价上不得不做出让步；宁波银行则由于贷款投放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得不依靠同业资产业务和投资业务获得收益，从而降低了净息差水平。

　　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拉动城商行业绩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仍是规模的增长，但是其可持续性已经面临了挑战。仅以规模拉动的成长并不是最为健康有效的方式，在相关的业务管理平台，风险定价形成机制以及人员素质没有相应提升的前提下，规模的过快增长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规模扩张并不能给城商行带来业务和收入结构的转变或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非利息收入占比，由于自身经营限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城商行未来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战略的非利息收入增长方式，比拼网点资源和综合化经营程度都不是其应该选择的道路。

　　截至上半年，北京银行的规模已经超过了6000亿元，基本等同于中型股份制银行中的深发展(000001.SZ)，作为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其在总部所在地北京未来的成长空间已经基本有限，现在市场关心其异地分行的成长质量。

　　随着城商行异地业务的拓展，管理半径增长后，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情况令人担忧，小型商业银行高企的业务管理费用，不得不令人担心其成本效益的实现是否能如预期的那样乐观。

　　南京银行较有特色，投资业务和同业业务合计占据了资产端的半壁江山，这主要与其自身的发展定位相关。

　　江苏是改革开放后成长最为迅速的经济区域之一，为南京银行的业务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在江苏省内作为苏南业务代表的南京银行和作为苏北业务代表的江苏银行的竞争对象略有不同，目前相互的竞争压力并不巨大，而且，目前南京银行的资产规模仅为2000多亿元，短期内其资产规模向上扩张仍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

　　宁波银行与南京银行相类似，都是根植于改革开放后最为富庶的长三角地区，但是宁波银行在省内面临着浙商银行、杭州银行的激烈竞争，业务结构也偏向贷款为主，受到的约束和限制相对较多。上半年的高成长受到了拆迁的一次性补贴1.6亿元的影响(税后大约1.2亿元左右)，剔除后大约有61.87%的同比增长，在小型商业银行中处于最高水平，这与其客户结构中定价敏感性较低的中小型客户较多有关。

　　扩张伴随高费用

　　商业银行三大成本支出：营业税及其他和所得税、业务管理费用、资产减值费用，同样显示了各家银行的经营方式和盈余管理倾向。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中，各家城商行的费用都呈现出了较高的增幅。

　　首先，营业税及其他和所得税主要与业务发展相关，是相对外生的因素，营业税直接相关各家银行的毛收入，可调控性最小。而所得税则主要取决于各家银行业务利润的地区分布和非税收入的占比，总体来说并不构成明显的差异化因素。

　　其次，业务管理费用的提取则显示了各家银行的业绩管理倾向。除了宁波银行外，其他城商行的费用/资产比例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城商行在规模扩张中，管理成本的增加不可避免。而宁波银行费用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今年上半年需要业务费用支持较少的同业资产业务增长较高所致。

　　最后，关于资产减值费用的列支，城商行几乎都对利润的增长提供了正面的支持，减值费用/总资产的比例也都呈现出了大幅下降的局面，但大幅下降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也会对城商行未来的业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总资产为量纲将城商行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除宁波银行因为去年基数较高的原因外，其他两家银行的业务管理费用/总资产的比例都显现出了上升的趋势。这也符合城商行在拓展自己业务规模时不可避免地会迎来管理成本的增长和管理效率的下降的判断，因此，如何处理好增长与效益的关系是决定城商行发展成败的关键。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资产减值费用，它的计提与监管政策和管理层的经营理念相联系，目前城商行拨备/总贷款的比例已经处于了历史低位，未来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在城商行对外扩张的进程中，未来减值费用波动可能会对业绩带来影响，而减值费用波动的最根本原因可能与大家普遍关心的城商行信贷资产结构有关。

　　北京银行的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类贷款和房地产相关类贷款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其资产减值费用在上半年的计提中又过于激进，这或许只能理解为公司对自身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客户结构十分有信心，又或是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主要会在三四季度完成。

　　无论哪种原因，北京银行在资产减值费用的计提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估值水平。

　　总体而言，三家城商行的贷款行业分布的特点在于政府平台类贷款的占比相对较少，房地产相关类贷款的占比相对较高，这主要与其经营导向有关，也表现出更大的市场经营风险。

　　定价能力堪忧

　　尽管费用大幅增长，但依靠更高增速的规模扩张，三家城商行上半年都获得了良好的业绩，获得了0.66%以上的高ROA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