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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茵

　　“A股可上5000点！”，多头领袖国泰君安振臂一呼，语惊四座。在市场创出新高之际，国泰君安证券[微博]研究所首席宏观研究员任泽平接受本报独家采访。他表示，5000点不是梦，当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转型关键期，大时代呼唤改革。改革是政治经济学，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将引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新航道、“新常态”，而未来的大牛市5000点也取决于改革的推进程度和转型成功与否。

　　中国证券报：此轮反弹国泰君安被视为最积极的多头，您此前提出的A股可上5000点的逻辑是什么？是否有时间约束？

　　任泽平：中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过去几年，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的重化工行业国企和房地产形成了三大资金黑洞，这是旧增长模式的代表。由于借助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国有银行的输血，调整缓慢甚至拒绝出清，不断通过加杠杆负债循环，推升了无风险收益率和融资成本，对新增长模式产生抑制和挤出效应，增加了增长阶段转换和动力升级的难度。

　　此前的刺激政策能稳定短期经济增长，弊端是维持旧增长模式、加杠杆；改革是稳长期增长，优点是释放新活力、去杠杆。未来通过改革破掉旧增长模式，放活新增长模式，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比现在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无效资金需求中断，利率下来，微观放活，增速换挡成功，产业升级，企业利润上升，股市走牛，居民生活改善。

　　国际经验表明，新5%比旧8%好。未来中国如果能够通过改革破旧立新，无风险收益率将降一半，经济增速到5%，股市长期可上5000点。需要强调的是，高速增长期过后并不必然有一个中速增长平台在那接着，拉美直接掉了下去，未来5%的增长平台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改革努力才能构筑起来，未来的大牛市5000点也取决于我们改革的推进程度和转型能否成功。

　　以韩国为例，其在1992-1996年增速换挡期拒绝减速，不相信长达30年的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寄希望于通过政策刺激重回高增长轨道，结果导致债务攀升。1996年韩国30大财阀资产负债率升至80%，最终在199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1992-1996年间负债率攀升推高了无风险收益率，国债收益率高达14%左右，过高的融资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和资产回报率(ROA)，30家大财阀的平均ROA在1996、1997年只有0.2%、-2.1%，因此1992-1996年间韩国股市长熊。

　　幸运的是，1998年金大中总统主政以后，痛下决心推动四大部门结构改革，开启了韩国中速增长的新时代。虽然2000年后，韩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高增长平台，只实现了5%左右的年均增长，但无效资金需求被中断了，无风险收益率下降到原来的1/3，股市走牛并翻了3倍，产业升级了，增速换挡成功。

　　中国证券报：您对改革深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是什么？

　　任泽平：未来的一年十分关键，以四中全会为节点，改革将进入提速期，经济有望深蹲起跳。未来有三种前途：快改革、大出清，去杠杆触发风险后经济深蹲起跳，债牛之后股牛；快改革，有效控局，及时化解风险后经济平滑过渡到新平台，股债双牛直接起跳；改革遇阻低于预期，微刺激只起短暂效果，加杠杆，慢出清，经济匍匐前进，股债双熊，危机倒逼。深蹲起跳、直接起跳和匍匐前进三种前途发生的概率是5:3:2，最可能的是改革超预期，深蹲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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