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证券研究部副主管 周金涛

　　我们在11月份的月度策略报告《通胀演绎经济底部开端(二)—双底演绎》中明确指出，“对于11月份而言，我们认为在经历了10月份的外部冲击洗礼，市场已经逐步接近了底部。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普遍经历的阶段，即随着PPI周期性演绎到成本压力缓解和产业政策支持的阶段逐步明朗化，我们认为11月份的市场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态势的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基于我们所运用的工业化理论和长波理论作出的，在这两个理论的例证中，我们认为，作为长波衰退期的特殊现象，我们在2008年四季策略报告《通胀演绎经济底部开端》中指出“伴随着2008年通货膨胀拐点的出现，也缩减指数的高位向下趋势也就不可避免。而从前面的国际经验对比看，这意味着缩减指数高点的出现，也即是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内(一个存货周期内)实际增速低点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中国有望在2009年1季度之前见到实际GDP低点。当然中周期低点出现后并不意味着新上升周期的接踵而至，但是经济下滑预期的明朗程度无疑将大大增加资本市场的信心。同时由于名义增速会伴随着缩减指数下滑而下滑，因此企业盈利可能会出现名义利润减少和实际利润增加的相反变化，这意味着下期维持企业经营的现金流和成本都将减少，从这个角度看，也是符合前期报告对于通胀下滑后企业成本下降和经营转好的预期判断的。”

　　同时，根据我们对工业化理论的研究。在中国2007年开始经历的这次起飞萧条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经经历的，值得借鉴的就是在这种经济调整中的政策作用，在1980年韩国的转折期间，当时的韩国面临的问题同样与中国具有类似性，首先是由于起飞的过度投资所引致的需求膨胀和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其次是重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在1980年萧条过后，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经济管理上的自由化，改变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倾向于均衡发展和鼓励和推动中小企业和农业的发展等等，在这些政策下，1982年韩国经济就恢复元气。而在日本，为了应对起飞的萧条，佐藤内阁实施发行特别公债，国税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是起到了60年代后期高速增长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起飞的萧条具有迅速复苏的特征，因此，我们对于2009年形成双底之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悲观。而正是基于此，我们相信，中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它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底部的形成。

　　所以，我们在提出11月份市场将发生中级反弹后，进一步用工业化理论思考了我们的逻辑，而这些都在我们的年度策略报告《走向成熟》系列报告中给出了更多的解读。

　　关于未来的反弹热点，我们根据翔实的经济史对比之后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短期配置的最重要线索，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结果显示：从绝对拉动值看，金属冶炼和压延、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交运和机械设备受益靠前。从拉动值占07年总产值的比例看，非金属矿物采选、非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金属制品和金属冶炼和压延，受益程度较高。我们认为直接受益的行业是钢铁、建材、一般机械、机车和电力设备，考虑相对受益性，应注意把握其阶段性机会。

　　事实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短期拉动这么简单，按照我们对工业化史的理解，韩国在1977-1979年间的大规模政府投资给处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的韩国企业以生机，政府投资给企业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在渡过难关以后企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和处于下降通道的商品价格，加上长波回升阶段的国际市场出口需求，给韩国企业带来了发展的良机。中国在这轮世界经济调整中，遇到了外部需求回落的威胁，但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有希望使得国内企业的市场由国际转向国内，拉动内需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政策的推动将可能带来随之而来的中国企业的大型化时代，而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请关注我们的报告《公司繁荣的起点—政策推动下的大型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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