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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问题演化成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力提高得不如预期的快，无法解决现阶段的结构矛盾，进而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因素更呈现货币主义化
岳峥(香港正大企业国际公司副总裁CFA)
在最近中国与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争论中，人民币的汇率被部分美国政治家捆
绑到贸易问题上。他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能采取关税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就有意坚持低估人民币的汇率。
这种说法忽视了汇率更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环节。即使中国的确从现有的货币价格中受益，改变固定汇率，或者在固定汇率下进行升值都会带来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击，中国方面显然还不认为现在是可行时机。这些可能的金融风险包括银行体系中货币总量的变化、信贷投放分布的变化、商业银行资产的币种结构的变化，甚至房产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有国有商业银行不够充足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尚未改革、不良资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商业银行竞争力未达到国际水平的情况下，都可能带来监管者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甚至带来全局性的金融系统不稳定。这决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
这种说法同样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国际贸易问题演化成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力提高得不如预期快，无法解决现阶段的结构矛盾，进而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因素更呈现货币主义化。这并非中国独有。
应该说，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国总的趋势和基调都是更多地鼓励金融创新和金融活动的解放，各个主要贸易国家对波动性的强劲的抗拒能力令人吃惊。无论是互联网泡沫崩溃后的美国，还是金融危机后反弹回来的韩国、泰国和中国香港地区，都表现出了经济在重创后仍能重新梳理脉络，恢复产业秩序和竞争力。这充分说明，全球进入了更有效率的金融和实体资源利用的时代，对全球资源和实体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普遍提高，使各国更加强劲地对应各种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冲击。用通俗的话说，在这些高效率运营的国家中，再也难出现上个世纪那样的经济危机——“无人购买的牛奶被倾倒在河流里”。在戴尔电脑为代表的新的高效率的商业链条中，当需求出现时(例如通过电话或互联网下订单)，厂商才会组织生产出这特定的产品，不会出现刚才描述的结构性危机。
但是也应当看到的是，这种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全球市场对实时信息的反应能力，通过各种专业网站、财经频道和实时通信系统，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连成一体。其对各种事件的反应是以光速进行的。各国货币也希望其货币政策的诠释更加具有透明性，市场也对这些货币政策进行认真解读。本来是“货币的事留给格林斯潘去考虑”，变成了全世界的人都在解读格林斯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资产价格的变动。以中国为例，曾经有上千万的股民为股市的跌涨而彻夜难眠。现在轮到了更加普及的房屋。房价的波动已经提到了成为全民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的高度。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越发达，中国公民的资产越将有更大比例分布在股票和房产上，或者从一种转换为另一种。资产价格的移动将越发成为家庭经济单位和产品生产单位据以决策的重要信息输入。换句话说，房子价格涨了，各个家庭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消费。房子价格跌了(加上分期付款并未减少)，家庭主人就会心态低落而无心放胆消费。如果出现戏剧性的升降，整个金融系统即会作出激烈反应而导致实体经济的扭曲。
资产价格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冲击表现在，与通货膨胀等指标相比，它们容易进行非连续性的跳跃，甚至走向极端——关于上海房价的评论，最常见的是 “房价翻了一番”、“涨了5000元”等在其他经济领域(例如工资)所难以比拟的数字。这与此类商品带有的投资价值和社会传讯中的放大效应有关。但这类信息无疑将被加载进这个高效率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带来更多的连带反应。即使对于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影响力的监管者来说，这一特点也令其异常头痛：他们的货币政策将在传递给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被毫无征兆的打乱，带来了更多的不可预见性。
在中国，同样也在美国，应对这种挑战，中央货币当局都采取了更加保守的战略。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承认，在过去时期中，放松了对货币的管制，而集中监视更有把握和控制的指标——短期利率。在长期采取这种战略后，联邦储备系统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格林斯潘刚上台的年代所采取的货币主义观点。理论上，联邦储备系统的首要目标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稳定。而放弃控制货币总量的努力，实际上是对这个首要目标的放弃。因为货币主义的理论认为，价格指数的最终决定是货币投放量，也即是说政府印出钞票的数量。
在过去的10年中，这种政策性偏离似乎并未带来任何不健康的因素，互联网技术和加入了世界贸易的中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弥补了过多投放的货币。但是，如果全球的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下降，加上金融系统的高效率带来的高流动性，将会重新打断货币数量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过多的货币已经没有足够的商品进行追逐，它们将转而通过高效率的全球金融系统，迅速地开始追逐有限的资产，造成全球的新一轮资产泡沫。事实上，资产泡沫的堆积早已开始，从纽约到香港，从洛杉矶到上海，世界经济的“双轴心”——中国和美国早已经响起了地价上升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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