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市技术上来说，KDJ是反映股票价格变动的随机指标，起源于海外，但把它们同我国股市的具体实践(迄今为止，我国新兴股市作为一个典型的政策市的观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了)结合起来时，却有着神奇的效果。首先，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演绎：K为快速指标，说明主力对政策的感悟力强，反映迅速，行动敏捷(不排除内幕交易和信息泄密而引发的市场行为)；D为慢速指标，由于其慢速特征，散户对行情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效应(逃不了顶，抄不到底)，反映了散户投资者信息不灵或信息缺乏、对政策了解不够、研究欠深，或者对政策与行情之间的关系将信将疑，操作上犹豫不决(不排除被欺诈后尚不以为然)。D的正常值20—80，范围相对较窄，较多地受制于政策J和主力K的约束，也就注定了散户投资者可操作的有效空间不大，只能在政策和主力留给的有限空间里折腾；J的正常值为0—100，亦可大于100，亦可小于0，说明政策的调控空间明显地较主力、散户的活动范围大且可塑性很强，弹性充分。J作为对K、D的修正，表现为政策J通过对主力K、散户D操作的各种投资、投机行为的监管来对股市宏观调控。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底、顶无一不折射出“政策·主力·散户”三位一体的严格JKD制约和触动的关系，在市场上按下列模式演变：随着股市的极度火爆(或过度低迷)管理层的政策J开始处于超买(或超卖)甚至严重超买(或超卖)，即多次发出见顶(或见底)的政策性暗示(一般通过“讲话”、“撰文”等方式)，由于主力K的惯性运行，有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拉高出货(或打压吸筹)，技术上即形成回光反照(或最后一跌)的态势，而在极度旺盛(或绝望)的气氛下，部分陶醉(或麻木)的投资者往往误认为是“利空出尽是利多”(或“利多出尽是利空”)。然而政策J的转势已成必然，政策的威力是无可抗拒的，最后在实质性的重大政策措施出台时，J义无反顾地调头向下(或上勾)无情地指向主力K继而发生死叉(或金叉)，主力展开全面的无条件的顺势而为，大规模地撤退(或拉高建仓)。而慢速的散户D却身在庐山，不识云雾，错觉地认为仅是短期调整(或强劲反弹)而已，待政策J、主力K、散户D三位一体，全线发生死叉(金叉)，即市场普遍达成一致共识时，股指已跌了一大截(或上升一大波)，散户D才知大势已去，浪涛尽(或望尘莫及，股指已高悬在上)。最残酷的状况是有些后知后觉的中小投资者正勇敢地杀跌(或追涨)时，股指却又奇迹般地展开超跌反弹(或获利回吐)了。可见，密切关注政策J的调头动向、敏捷地踏准政策J和主力K的节奏、充分发挥主力K留给我们中小散户D的有限空间，对广大的D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切在历史上有着惊人的相似。94年8月份以前，沪深二市连连走低，沪指直向330点下方挺进，管理层反复重申“国有股不会流通”及“三大政策”，这是政策J的信号，表明J值已超卖，政府不希望股指下滑。7月底，两市跌到最低点325点，7月31日管理层利好举措出台(暂停新股发行及研究“三大政策”)，结果股市展开报复性的上升行情，沪股最高升至1052点。从政策J的严重超卖中可知，J的反转引发股市的反转随时都会出现。

　　95年的5.18行情启动前的4月起，国债期货市场屡次犯规，且行情十分火爆，吸走了大批的股市中的资金，导致股指低迷不振，屡创新低，当时管理层处理了几家违规机构并暂停国债期货交易4天，这也是J值超卖的信号，但国债期货多头攻势不减，万国公司严重犯规。5月17日晚政府公告暂停国债期货交易，政策J值终于调头上攻，引发了5.18股市大行情。

　　96年12.16教训。10月以前股市一直十分火爆，管理层先后有10多次预警，显示政策J值已严重超买，主力K、散户D依然我行我素，股指仍直线上冲，《人民日报》终于在11月15日发表社论，J值终于调头，触动主力K、散户D改变策略，但主力、散户行动晚矣，不得不付出三个跌停的代价。

　　97年5.12前，为抑制股市过度投机，政府连续出台了十二道金牌，显示政策J已严重超买，沪深股市却依然连续大幅上扬，深成指已达6103点，涨幅巨大，政策不得不采取实质性的举措，禁止国有企业炒作股票等等严厉举措终于使J调头，主力K已率先派货、减仓，接下来的是反应稍慢的散户D跳楼杀价，怆惶出逃，可见当时听信盛传的“深发展看好100元”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99年5.19行情前，经济形势仍未完全摆脱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而股市大规模的扩容造成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加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利空，市场一片恐慌，股指下探1048点，面临下降三角形整理的突破，这时候在我国权威的证券报刊上显眼位刊出了“跌破一千点，我们不答应”等反映管理层态度的文章，显示政策J已严重超卖。不久，无形的手将股指巨量大幅拉起，井喷上扬并有伴随管理层的各种暗示性的讲话，中间还窜插5.16《人民日报社论》，显示J已勾头，力挽狂澜，迎头与主力K金叉，把握政策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已感到时不我待，争分夺秒地坚定地入场了。

　　99年10月份以来，股市从1756点下调已达了3月之久，6.15《人民日报社论》及证监会主席和其它中央高层领导的讲话，代表管理层心声的各项扶持股市的政策连续出台，如增加新的投资基金品种和数量，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股票帐户不征收利息所得税、券商增资扩张、券商可发行债券、券商可用股票抵押贷款、券商和投资基金可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到近期的保险资金可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入市的多项政策，股市还是一厥不振，甚至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九阴真经”走势，无不显示政策J已严重超卖，但由于主力K、普通投资者D正处于惯性下探，一时难扭乾坤。然而就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市场积聚的巨大能量将股指连根拔起，在各种宏观信息好转的利好消息刺激下，伴着高科技、网络热的东风，股指一浪高于一浪的创出历史新高，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又创造了奇迹。

　　到了4月中下旬，新上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发表了管理股市的新观点，即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往后就是大规模的新股发行，转配股上市，从周主席的“市场论”的讲话到创历史记录的发行新股的“市场”行为(实际上还是人为的市场)，暗示管理层股市对股市的基本观点，应当要有所调整了，于是五一后伴随着技术指标的要求，顺势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四连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王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