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非问题不仅是股改后置风险的总爆发，同时也是一系列新老矛盾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大小非问题的解决，不要说维稳政策维不了稳，就是“制度治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最近有周刊发出“中国股市规模应尽快做大”的呼吁，可是，为什么“把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其实，并不是人们不理解这一政策信号所透露的急切心情。可是，问题既然是股票市场规模与国民经济总规模不相匹配，那么，4万亿投资不是更加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吗？何以光是有了“国民经济走好”就可以成为“股市走好的前提”呢？这似乎是诊对了病症，开错了药方。

　　正如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低迷，财富效应严重逆转，股市对企业的融资功能大幅度削弱。熊市财富效应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少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缩水，影响到居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奇怪的是，在股市如此严重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各方何以对救市没有一个共识而一味谈维稳呢？难道稳住了这样的“低”、“逆”、“弱”、“缩”，就可以承受得起股市规模的“尽快做大”，匹配得起国民经济增长了吗？

　　在笔者看来，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股市的越来越成为“扶不起的刘阿斗”，而是某些救市措施至今不知“浪子回头”。

　　中国股市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不能说同经济大气候的不利影响没有关系，但没有发生次贷危机的中国股市，之所以比发生了次贷危机的美国华尔街还跌得更为惨不忍睹，显然是有着其本身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这个原因也就是一直以来就影响着中国股市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制度性弊端。股改只是从制度上解决了股权分置的问题，并没有涉及“重融资轻回报、重上市轻治理、重一级市场轻二级市场”等一系列有关市场定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等基础性制度及相应市场机制的深刻改革。而大小非问题则不仅是股改后置风险的总爆发，同时也是一系列新老矛盾的集中体现，对于当前和今后的中国股市，也可以说是一道绕不过的坎。离开了大小非问题的解决，不要说维稳政策维不了稳，就是“制度治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无可否认，4万亿投资在振奋经济增长信心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股市回稳的希望，但是，短暂的兴奋所带来的交易性机会是难以持久的。与其将股市对4万亿投资的兴奋说成政策累积效应取得了预期效果，还不如做点救市的实事，因势利导促使反弹变反转，把促使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要求切实落到实处。

　　周刊的文章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政策信号。事实上，最近不仅有上海电器不筹资IPO的网上路演在放出试探性的气球，交易所更是迫不及待地发出了IPO网下发行电子化业务开展接入测试的通知，西南证券借壳上市也随即进入了过会审核程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依然对救市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大小非和大小限还在不停地借机套现逃遁而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也还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无论是过高估计4万亿投资对股市的刺激作用，或者维稳治市的政策累积效应，IPO卷土重来的冒险性冲动，对于弱不禁风的股市来讲，除了引起更为强烈的“高纬度战栗”而外，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中国股市规模应尽快做大”和“加大证券期货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当前情况下，惟有救市，才是尽快做大股市规模和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一肩挑”的扁担，舍此则终究不免“两手提篮(难)，两头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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