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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改革3.0版，其目标指向是打造具备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且真正适应市场化与全球资源配置竞争的企业集群。下一步须对标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要求确立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降低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困扰国企多年的“道德风险”难题。

　　⊙章玉贵

　　回望2014年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展，国企改革的深化是浓彩重墨的大篇章。

　　从时间序列来看，本轮国企改革是1978年以来的第三轮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或曰国企改革的3.0版。国企改革的1.0版始于1978年，主要特征是“放权让利”，目的是使国企从计划经济的卵翼中解放出来；国企改革的2.0版则是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确立了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即从1994年起，国企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此后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了27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路径；国企改革的3.0版则是以去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引，给出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路线图。旨在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让主管部门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形成国资委[微博]、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企之间的三级结构模式，理顺监管者、资产所有者和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试行国企改革方案：一方面是以破除行政垄断为目的，规范经营决策程序、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另一方面是鼓励非公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同时在管理层股权制度方面，通过相关配套制度改革，让管理层受益于企业的盈利增长。今年7月，国资委[微博]“四项改革”内容出炉，在115家央企中选出中粮等6家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计划，探索央企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央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以及央企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等等。而在金融企业体制改革方面，以中信、光大和交通银行等为代表的改革试点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反应。此轮改革被外界评析为旨在改善公司治理、打破特定行业的国企垄断地位，以及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消除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规制国企负责人的福利边界。

　　笔者认为，在经过并非完美的“放权让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阶段的改革之后，业已进入3.0版的中国国企改革，其目标指向是打造具备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且真正适应市场化与全球资源配置竞争的企业集群。

　　梳理近年来国企改革的探索路径，从当年的“抓大放小”到国企战略性重组到如今的“混合所有制”试点以及涉及到公司治理改革的一系列改革，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基于国企改革既有的约束条件下，找寻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运营机制以及竞争策略，尽管有关改革未必获得了相应的卡尔多改进。进一步的，改革应当对不同类型的国企界定相应的功能，例如，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国企应当强化公益功能，那些深度介入自然垄断行业的国企，应当着重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和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其中，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重要特征的深层次改革，切勿耽搁。

　　而从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此轮国企改革，其重要目标指向还在于培育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企业集群。亦即实现国企“双倍增”目标，即通过战略性改革使得进入全球500强的国企数量到2020年翻一番，覆盖行业数量也翻一番。这就要求100多家央企必须在深化改革中打造出能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三星[微博]等一流企业相比的竞争优势。

　　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必须对标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要求，确立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降低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困扰国企多年的“道德风险”难题。换句话说，国企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亟须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国企。而为了使进入3.0版改革的国企能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还须给予国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并通过制度改革达成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在此基础上，全力提高有条件的国企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华人资本与央企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国际通行资本游戏规则，以跨国并购为抓手，借力使力，控制国际上的指标性企业，加快国企的全球化资源配置进程。

　　具体而言，不妨以海外华人金融资本、国企和国内民营企业等为基础组建若干支基金，作为跨国并购的资金池，联合国[微博]际投行，充分利用国际并购规则，通过对目标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入股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将行为触角伸到美欧发达经济体，一方面要将这些海外企业培育成为维护中国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力量工具，另一方面则经由市场化操作或者隐形操作形成组合影响力，打造中国版的跨国公司，形成中国版的“产业与金融资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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