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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率之辩(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26日 10:15  三联生活周刊

  至于企业储蓄率提高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国企业收入的增加部分,大半是由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的,收入分配中,劳动者缺乏话语权,股市上的普通股投资者也处于边缘地位。这些企业往往分红很少,大部分利润用于投入。比如,2004年我国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比重高达20%,较美国、法国等国高出10个百分点,与日本差不多。2006年,金融机构存款中的企业存款接近12万亿元,占存款总额的1/3强。

  企业的储蓄超速发展还和产业结构的改变有关。一轮经济扩张主要体现在重工业的投资和扩张上,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高位增长,5年累计增长2.12倍。在轻重工业结构上,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69.9%,轻工业比重则降到30.1%。而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牛市,重工业获得了惊人的跃升,2007年比90年代末上升8%,比2003年也上升了6%。企业利润飙升,自然引起企业储蓄大增。

  企业既不与劳动者分享利润,也不向股东分红,利润被储蓄下来再转为投资,投资过度扩张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于是需要依赖出口扩张消化,从而使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8%。一轮补贴美国人的产业到资本的循环由此形成。这一循环虽为我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重投资轻消费的格局被不断强化,产业也因此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03年至2007年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6%上升到49.2%,而第三产业的比重由40.4%下降到39.1%。当金融危机来袭,这一高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

  我国经济转型的困境还是来自于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个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恒等于投资加上贸易顺差。这意味着,降低储蓄率,就等于降低投资或者贸易顺差。摆在企业乃至国家面前的是一个两难困境,储蓄降了,顺差也降了,企业利润也下降,无论在国家还是企业的账面上,这都是一个难以适应的新情况。

  复苏的契机

  对我国高储蓄率引发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指责,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马来西亚央行高层研讨会上做出回应。他提出的论据是:“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观察美国长期的储蓄率走势,除了1929年大萧条后的异常下降和1941年到1946年“二战”中的异常上升外,在1947到1984年长达37年的时间里,美国居民储蓄率都维持在7%到11%左右。但是,从1984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呈现出一种趋势性下降的态势。从1992年开始,甚至储蓄额也开始下降。对于美国储蓄率的这种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有多种解释,一种是这纯粹是统计上的“疏漏”:几乎所有国家在统计个人可支配收入时,在薪酬收入之外,只加入了利息收入和红利收入这两项资产收入,而没有计入资本利得收入。而美国自1980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导致的个人和家庭资本利得收入大幅增加。消费时,美国人量入为出,这个收入中有资产的增值,统计部门却漏掉了,自然“名义”个人储蓄率比实际的数值低很多。

  但也有不同的解释。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信贷成本走低,美国居民利息支出与其全部金融负债之比(即综合负债成本)由1984年的3.9%持续下降,至2006年仅为1.75%,呈现趋势性下降。美国居民可以用越来越低廉的成本借到钱,自然乐得寅吃卯粮。

  信贷便利性还体现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信贷。美国的信贷可得性呈现趋势性的提高,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是信用市场工具。在美联储的资金流量统计里,信用市场工具指的是除股票和共同基金之外的所有金融工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债务资产,包括贷款、证券化产品、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美国居民的负债占全部负债(信用市场工具)的比重由1984年的33%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52%。信贷市场膨胀,资金触手可及,自然培育出一代超前的消费者。

  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两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均为负值,2005年为-0.4%,2006年进一步降低到-1%。负值意味着美国人不仅花光了他们的税后收入,还动用了点儿积蓄,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美国人首次这样做,那次,25%的失业率,很多人没了工作,只好依靠积蓄糊口。

  对于这次大范围的透支行为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解释是财富效应,住房价格上涨白热化,账面财富积累使美国人感觉到保障,有信心享受更多;退休金账户也因为股票的升值而变得充盈;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描述的,来自贫穷国家的劳动力开始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站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低等级工人丧失了工作,不得不寅吃卯粮。

  这还是美国人口结构上的一个关键时刻:7600万婴儿潮中年龄最大的一批马上要进入62岁——有资格领取社会福利保障的最低年龄,马上就要到手的收入使他们敢于消费。而房地产的拐点也正是在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悄然而至。

  其实,西方国家储蓄率下降现象相当普遍,储蓄率追随美国的至少有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体量颇大的经济体。日本1996年居民储蓄率还高达12%,2005年则降到了3%;加拿大则从1993年的12%降到了2005年的2%以下。相对的,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20多年来个人储蓄率一直维持在10%~12%,一个颇为稳定的状态。欧洲大陆国家之与美国模式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劳工权利,那里的工会组织强大得多,劳动者一旦加入工会组织便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而20年来,全球化深刻改变了美国和紧随它的国家的雇佣关系,雇员缺乏安全感,且两极分化愈演愈炽。或许,这才是美国等国家储蓄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2008年,美国居民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上升到1.7%,创下近6年来的新高,信贷危机使美国人资产减值,甚至负债累累,此时,他们开始以最原始的办法储蓄资金、偿还债务。不过,这样集中的储蓄行为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美国储蓄率恢复到8%至10%,其消费需求将下降6000亿~8000亿美元,几乎抵消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而靠6000亿~8000亿美元的储蓄偿还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欠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08年政府财政报告显示,该年度美国政府的实际预算赤字是5.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依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计算而得,按照这一准则计算的结果,美国政府累积赤字达到了65万亿美元,是其GDP的4倍,更超过全球GDP。

  如此巨大的债务黑洞,足以使各国货币当局警醒,停止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补贴他国。而全球经济的复苏,一定是建立在对全球化的反思,建立在货物和资金的对等流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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