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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从商业客体、中介和主体的革命性变化角度分析意义互联网，现在让我们进行一个小结式的归纳，我把提炼出的东西称为“意义价值”。我认为这就是互联网给经济学带来的真正的新东西。
作为参照系，我们选择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篇“商品与货币”，它是经济学现代性思考的典范，集中了工业化角度的价值论判断。基于后现代实践提出的意义价值，则属于
信息化角度的价值论判断。
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济学价值论的异同，有助于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新商业革命的本质，也有助于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创造思想解放的条件。我们下面提及的“商品”，应作广义理解，包括产品、服务和体验。
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与意义价值
从现代性的观点看，使用价值是价值实体，价值是指价值量。这是商品的两个因素。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有目的的”与“有用的”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需要”分为非自主需要与自主需要，自主需要就是人的目的；“有用”，只是针对人的目的的工具性的说法。但在现代性的正式理解中，自主需要这层含义不见了，而它正是意义价值赖以存在的家。有用性强调的是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这就是问题所在。
按照现代性理解，只要比例适当(交换价值相等)，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这里所谓“相等”，只是相对于社会性这个尺度而言的，或者说是相对于现代性这个尺度而言的。可是，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中，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外，还有一种意向性的意义存在。商品还要经过主体选择，才能成为从每个人的意义中生成的对象。这是个性化的基础。如果把意义也计算进去，即使交换价值相等，使用价值也不可能相等，因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使用价值的意义不同，不可通约。
第三次浪潮的实践显示，人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单方面基于形而上的普遍价值，还可以是相对于个人参照系的相对价值。
从后现代的视角观察，我们会发现商品中包含一种在工业化中不显著的意义，这就是在心物一元基础上人对自然的复归。既然使用价值在这里代表自然差异性的一面，而价值(或交换价值)起着社会抽象的作用，那么在个性化经济中，在工业化中缺乏意义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异性，本身就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了不与工业化中相对于使用价值的价值相混，我们可以称这种价值为意义，或意义价值。当然，这种差异性，不再是完全基于自然本身，而是基于人本身。
也就是说，商品实际上包含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意义价值三种属性，分别体现商品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个性化属性。按照这一新的划分，价值就不光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工业化的东西，这种价值的意思仅限于社会化价值，或工业化价值，更高的复归级的价值必须体现差异的价值、个性化的价值。
从复归的意义上谈论商品价值，不但不违反马克思的本意，而且正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与《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统一起来的重要步骤。手稿是终极性的话语，资本论是现代性话语。现代性被作为通向终极性的桥梁，大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从语言转向的意义分析，使用价值对应语形，交换价值对应语义，意义价值对应语用。从意义分析角度立论，使用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语形，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对象化的存在方式；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语义，是其通行的、一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意义的本质所在，是其社会对象化的存在方式；而意义价值是价值的语用，是在具体语境下，相对于不同意向性的主体“折算”出来的差异性意义，是意义的本质向具体个性化存在的复归。
从实证角度说，体验经济是显示意义价值重要性的广泛实践。在体验经济中，使用价值成为道具，交换价值只是舞台，消费者的意义体验才是主角。对意义的争夺，成为商业竞争的焦点，它不是简单的眼球经济，而是心灵经济。信息价值，也是意义价值，它的作用在于直接显现熵的变化，尤其是在结合供求(或目的性)的层次上，它具有以目的为杠杆调节熵流变化的功能。如果说，交换价值起到由具体价值向抽象价值转化的杠杆作用的话，意义价值则起到相反的作用。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三重性
对应于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别：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具体的有用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者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从现代性的角度理解，抽象劳动的思想是对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它是一种符号的生产。或者说，劳动的社会化，生产着社会化本身。然而，“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只能是异化劳动。自主劳动不可能是一种“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定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是通约价值尺度上的。既然如此，异化劳动与未来的自主劳动之间，难道可以共用同一把价值尺子吗？我认为不能。
现代性的劳动价值论，强调的是社会化这个参照系。说价值只是量的关系，隐含了价值可通约的前提设定；而意义价值恰好不可通约，是以意向主体、可选择的主体、自由主体为参照的，而非以本质为参照。其实，马克思说劳动是劳动自己的报酬时，也隐含了自主劳动创造价值的假设。
回到质的规定、而非可通约的“量”上分析，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外，还需要提出自主劳动的概念。自主劳动是与人的意向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自主劳动创造意义价值，它是抽象劳动向具体劳动的复归。
语言的“货币”职能
意义价值需要语言信息作为承载，就象交换价值需要货币作为承载一样。
信息作为商品、虚拟货币与意义价值的中介，具有不同的含义。信息像金、银一样，本身也可以由人的劳动获得，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般商品。同时，信息作为虚拟符号或其它可定量的中介形式(如股票)，又可以承担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表示共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作为交换中介的类似货币的特殊商品，如许多本质是信息产品的衍生金融产品；特别是信息作为语言或非语言话语时，它可以表达殊相、个性化形态的意义和潜意识，这时，它又是一种特殊的一般等价物，一种特殊的“货币”，相当于不具有一般等价特征、只能充当个别等价功能的贵金属。
语言是特殊的意义价值符号，好比货币是交换价值符号。信息一方面是符号，一方面还是符号尺度。作为符号(语形)，它本身就是意义所在，通过特定语境确定的意义指向的是货币的反面，即世界的个别的意义、内在的意义。而作为符号的尺度，它衡量的对象是意义价值，包括意义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转化关系。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信息和语言才可以个性化(非通约化)，而是因为一切商品作为自主劳动的一种历史阶段上的形式，本身就含有个性化的可能，所以它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的“货币”(中介)来表现自己，并计量自己。
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语言的中介功能不同，前者与交换价值相联，只是忠实反映交换价值；后者却只与意义价值相联，可能根据意义自身发生内涵、外延的自我膨胀。
用语言表达的意义，第一，将交换价值转换为信息形式的意义价值，就像货币把使用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只是两者的转化方向相反；第二，将意义价值从商品和货币形式变成信息形态，就像用货币表达的价值成为价格一样。正如交换价值与货币价值的实质相同但可能在货币流通中相互背离一样，意义价值与信息价值也是实质相同而可能在交换中相互背离的。
讨价还价，是最常见的在交换价值之上附加意义价值的形式。在这里，信息价值既有可能夸大也有可能缩小意义价值。言过其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第三代互联网商务行为中，讨价还价将成为商品交换的正式制度，进入价值构成。意义价值浮动交换价值，将成为体验经济的基本规律。行为金融学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许多有效的实证研究。
从尺度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的价格，就不光是指信息作为商品所具有的价格，而是指信息的流通速度(处理水平)，即意义价值的价格水平。因为信息的价格是尺度本身的刻度，而非信息商品的刻度。通俗地理解，讨价还价水平的高低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所指的是两码事。目前信息价格水平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盲区，也是信息经济学的盲区。讨价还价水平的高低，与信息商品价格的高低，通常被混为一谈了。
货币与语言同是符号，但表达的价值不在一个层面上。一般来说，货币符号越交流，越指向共相；语言符号越交流，越指向殊相。通过语境，语义将越来越具体，而非越来非抽象。语言作为符号，包含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语义是意义价值所在；但语形语言，毕竟是一种通用的中介，它可能像货币一样脱离自己的本金(语义)而自我发展。对意义价值来说，它的语形问题就是它作为交流手段的特殊问题。意义价值，不光通过意义价值量表达，还要联系意义价格水平来表现。如果不留意意义价格水平可变这一点，就会犯凯恩斯以前货币数量说的错误。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问题。意义价值(幸福、快乐等体验效用)与意义符号(语言等信息)的关系，同交换价值与货币符号的关系，具有对称性。意义符号将意义价值转化为形式上的信息价值，进而在语形层面将这种价值在收入层面进一步解析为信息价值总量与信息价格水平。
意义价值，是在商品和劳动根本属性的高度上，对互联网经济意义的一个总结。它将成为理解第三代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价值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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