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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转型
文｜刘乾坤 程(吉吉)
打破内外贸分割的格局，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确立市场规则和秩序，这仍然是新成立的商务部最重要的使命。换言之，26年来，甚至从更远的历史开始，作为一个统一法律
基础的大市场，从来就不存在过。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然而，这是事实。
这正是我们如此看中新任商务部长的施政重点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薄熙来所推动的商务部转型，在于其把现代流通业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在于重新评价和总结26年来对外贸易和外资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当然，在此基础上，薄熙来希望找到适当的应对措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安全的监测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总之，大力推动商务部向一个现代商业流通管理的国家机构转型。
外贸和外资拉动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外贸和利用外资总量在全世界的排名更靠前。尽管“摸着石头过河”，但是26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说明，这一点仍然是可以验证的，也是不可抹杀的。
事实上，虽然部分中外观察家对中国过分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表示担忧、对市场换技术的模式表示怀疑，真正的担忧应该是中国的商业规则、商业秩序，乃至市场格局及其发展方向仍然不清晰。你甚至很难想像，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六的大国，在过去的26年，甚至从1953年开始，专门主管商业流通的政府机构2003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在全面融入世界的前夜，薄熙来和商务部的这种努力显然是必要而迫切的。
薄熙来似乎偏爱“15”。也许他自己都不会承认这一点，然而，从上任之初整饬内部工作，到近期系统阐述所关注的重大课题，却正好都是15条。
2004年2月16日，薄熙来赴任国家商务部第二任部长。正式任命书下达之前——2月29日——薄不仅已经走访了部内各司局，并已公布第一份内部文件。据悉，文件为商务部“立了很多规矩”，上从文件流通，下至内部联络等；文件甚至详细到规定外事活动必须录音、必须两小时内整理送至本人、四小时内送简报等。这确实是新气象。据称，薄熙来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商务部各司局、各项业务工作乃至商务部的政治、人事工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商务部的工作给带起来了”。 不多不少，文件正好15条，内部戏称为“薄15条”。
薄熙来与共和国同龄——2004年正好55岁。就在这一年，薄从辽宁省省长的位置上调任国家商务部部长。薄是前国家领导人薄一波之子，山西定襄人；从1984年大连金县县长(现为大连市金州区)算起，薄熙来当了整整20年的“东北人”。但是，薄熙来在部长任上烧完第一把火后，一直沉默了半年；2004年8月底，薄熙来的施政脉络才浮出水面——先于商务部举行内部专家会议，再到烟台召开专门的专家座谈会，薄正式公布了自己关注的15个重大课题(详见附文)；在这半年间，除了公开场合露面，薄丝毫没有涉及其施政纲领。随之，一系列重大新闻开始接踵而至——第一次亮相第八届中国贸洽会、联合国家港澳办推出内地企业港澳“自由行”规定、成立反垄断办公室等。
这是薄熙来第一次系统地表达对商务部重大课题的关切。
商务部要转型了。尽管2003年反倾销涉及的贸易额占当年贸易额的比例不到3%，但是对于大量中小企业而言，这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更要命的是，我们没有配套的法律可依；尽管内外贸不统一和市场分割是陈年痼疾，但是，这却已经成为WTO后有关市场经济地位、国内制造业前途的第一道门槛。
这不过是2003年组建商务部的法定使命而已；当然不仅仅这些，薄熙来有更宏大的构想。他希望做得更多更好——他要求重新认识商品流通(贸易)对于一国经济的意义；他希望商务部从对内外流通企业的微观管理过渡到对流通环节的宏观管理；他希望商务部更多参与商业立法；他要求综合评估中国贸易额突破一万亿美金、FDI累计突破5000亿美金的影响及应对措施；他希望建立内外贸监测系统，介入经济运行安全监控及宏观经济调控。
对于他来说，2004年是不寻常的年份。在这一年，就任商务部长刚刚一个月，严厉的宏观调控就开始了，内外贸易分割、贸易与投资领域多头管理的矛盾进一步凸现，他也听到了太多企业的抱怨。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中国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两年超过500亿美金、实际使用累计达5300亿美金，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也即将突破1万亿美金。前者是世界第一，后者是世界第三。
疥癣之疾
薄熙来上任以来，听到最多的词，大概就是反倾销了。然而，管理者和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获得的信息并不平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下半年反倾销统计报告，尽管中国出口产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达23项，列世界第一；但是，在薄熙来看来，中国入世之后不久，全世界反倾销案例同比数据有所下降；而从相对数量来看，2003年反倾销涉及的贸易额约为100亿美元，而2003年出口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不到3%。正所谓疥癣之疾。
然而，同样的问题，对林坤德来说，却是不能忍受的。林坤德是汕头粤兴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4年7月6日，美国商务部(DOC)对中国虾类产品倾销案作出初裁，认定倾销行为存在，并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虾类产品征收7.67%至112.81%的反倾销税。最后，53家应诉的企业，仅有21家获得了49.09%的平均税率，粤兴也是其一。对林坤德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结果。
林坤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汕头水产加工协会的副会长，按浙江舟山出口水产协会副秘书长周正海的说法，广东的汕头和湛江正是这次美国商务部集中调查的地区。
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虾类产品总量里，广东排在第一，浙江排在第二。而美国市场上的虾有90%有赖进口，来自中国、巴西、厄瓜多尔、印度、泰国和越南等6个国家的虾占据了美国虾进口总额的75%，总价值约为24亿美元。
“49.09%的税率也不能接受。”初裁结果出来一个星期以后，林坤德和汕头水产加工进出口协会的会长陈耀广一道，带上30多家企业到商务部寻求支持。
与此同时，湛江国联公司总经理李忠却显得沉稳许多。应对美国的反倾销指控，李忠早就有所谋划。早在2003年3月，国联就开始和美国“黄金海岸”水产有限公司谈判购买美国本土商标。结果这次初裁结果作出的第二天，国联的虾就贴上了美国“黄金海岸”水产有限公司的“好日子”商标上了飞机销往美国。国联公司2002年就遭遇过类似的贸易壁垒，当年6、7月份，中国一条虾也没能销到美国。李忠当时一边花重金把产品送去权威机构检测，一边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
虾类企业的遭遇只不过是最新的例子而已。纺织、服装、电子、玩具等，这些中国成长最快、最具竞争力的行业，在入世两年后，第一次遭遇到反倾销高潮。1994年的时候去美国，见到地摊上卖的尽是乡镇企业的产品；“我们国内卖200多块钱的夹克衬衫，到了美国只卖5美金。”江苏纺织(600981)的董事长陈树杨告诉本刊。在国内市场经过数轮价格战之后，“中国制造”正以自杀式的出口走向国际市场。“3个月后纺织品配额取消最可能带来国内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无序进入，导致我们有把柄可抓，对方会不断通过反倾销指控和设置贸易技术壁垒来反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师表示。
遭遇反倾销，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政府。找政府到底有什么用？只能是利用有关WTO的规则和惯例。遗憾的是国内没有相关的法律。9月16日，商务部反垄断办公室成立，能够为涉案企业提供法律支持的《反垄断法》尚在审议中。WTO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表示，我国现有应对反倾销的法规一是WTO的反倾销法，一是2001年底由原外经贸部出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这两份都是规范性文件，事实上只是从侧面给企业起到参照作用。正如舟山出口水产协会副秘书长周正海所肯定的，连律师都要企业自己花钱来请，企业才是应对反倾销的主体。
寄希望于国家交涉的林坤德来到北京，和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王世春局长碰了面，表示不能接受初裁结果。商务部对此很重视，专门为此开会讨论。
反倾销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在薄熙来公布的15个课题中，唯一与此有关的是第六个。占到了1/15。
心腹之患
单从薄熙来公布的课题来看，尽管给予了反倾销充分的重视，但显然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尽管只是芥藓之疾，但是，事实上，反倾销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课题。分析反倾销的成因，不能不与对外贸和利用外资的整体形势联系起来，甚至是附加值和利润微薄的中国制造业前途相关。关于外贸和外资的整体评价，在薄熙来公布的15课题中，共占到了4个。而目前各界对此分歧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点，在烟台会议上，分外明显。
“我们对进出口的依赖，尤其是对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安全；利用外资中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已经非常严重，零售、流通行业的外资已经控制了我们产业的上下游，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育、发展。” 李雨时回忆，当薄熙来提出上述问题时，很多人很激进，强调应该适时重新评估我国的外贸形势，以及利用外资的利弊。李雨时是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贸易专家，参加了薄熙来北京、烟台两次专家座谈会。
“进出口贸易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李雨时是鲜明的国际贸易鼓吹者，他坚信，融入国际社会越全面，我国的经济越安全。200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8000亿美金；而截至2004年8月份，总额已经高达7221.3亿美元，同比增长38.2%。李雨时估计，今年11月份，就可能突破1万亿美金大关，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三贸易大国。薄熙来关心的是这1万亿美元外贸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世界贸易和贸易格局的影响。
2003年，出口额占到GDP22-23%。而发达国家出口占GDP比重一般在10-13%。尤其是石油。据已经调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江小涓研究员预测，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至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达到54.9%、80.2%。然而，截至2004年，作为世界石油进口的第二大国，我国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比重还不到1‰。
李雨时承认，目前对能源的进口依赖过高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整体来看，如果不利用国际市场，这么高的进出口额是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而且，1万亿美金的进出口额中存在大量重复计算的部分，从加工贸易平均50%的附加值来看，1万亿美金的进出口额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以中国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要参与国际分工，就得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的相互转化，而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成绩更是以此为基础的。在此过程中，反倾销不过是必然的趋势。与龙永图观点接近，李雨时认为，包括市场经济地位等争议，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与贸易态势相同的是对引进外资的总体评价。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个，合同外资金额10369.2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的预测报告显示，中国在未来两年将排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热点地区之首。
由此引发对中国拉美化的担忧，尤其是对民族流通业的担忧是近年一大热点。连续两年的两会期间，以张宏伟、张文中为代表的民族流通企业代表、委员，都大声疾呼需要遏制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尤其是流通领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
薄熙来当然听到了这些声音。事实上，在上任三天后召开的两会上，他就当面收到了步步高商业集团董事长王填的《商业大店法》提案，呼吁遏制外资流通业。尽管没有迹象表明薄熙来将采取断然措施，但是，课题对上述问题的重视表明，在此关口，他希望检讨整体外贸和利用外资的形势。
不管后续政策将是否调整，相信这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举措和信号了。
转型之痛
至少从课题的分布上来看，对于内外贸的考量，薄熙来几乎是一碗水端平的——与外贸和外资的比例和分量相同，都是5个课题，涉及内贸(流通)的整体评估、国内需求(消费)和区域经济分析等。
内外贸一体化的通盘考虑则是一个单独的课题。“通盘考虑内外贸一体化，是商务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把商业部的工作从内外贸企业的微观管理转到对内外贸一体化、转到对整个商业流通环节的宏观监控，是商业部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但傅自应并不否认，薄熙来部长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
这应该是这一届商务部最显著的变化。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评价说。
统计学上的内外贸分割之病，以及学者书房里的风暴，在陈树杨看来，则是他的企业前景的大问题。作为江苏纺织(600981)的董事长，其刚满51岁，不仅带领企业实现了由纯外贸企业向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的转型；而且，3个月前还顺利实现了国内A股上市，融资3亿；差别化纤维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即将上马——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似乎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
正是对前景的忧虑，使陈备感焦虑。转型之后，陈困惑的是国内出口政策、项目审批和原材料定价等制度性障碍。
根据2004年颁布的新《外贸法》，自然人和法人，只需要到工商局注册，就可以进行对外商品贸易了，但是，仍然存在大量不配套的政策限制。譬如到了海关，诸如外汇核销等政策限制着外贸经营自主权。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外贸的国有企业，这并不是真正的障碍。让陈伤脑筋的是出口退税政策。按国税总局的规定，出口退税的税率将下调4%，而这恰恰是毛利率在10%左右的纺织企业的利润空间所在。陈树杨认为，“商务部有些观念不让国家接受。在退税问题上，就应该坚持退足退到位。”
在国家完全放开外贸进出口政策之后，江苏纺织的外贸优势几乎丧失殆尽。陈树杨必须带领江苏纺织实现转型，打通整个纺织品流通环节。“我觉得实际上是打造一个产业链，形成我们一个长期的供应链，如果作为一个营销的企业，只有市场没有产品，总是一条腿走路。”
转型的第一道障碍是项目审批。2001年的一次技改项目报到国家经贸委，结果审批花去近一年时间，项目批下来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经过部委调整，原来归属经贸委管的项目审批，归属发改委，这一次，所幸发改委批得及时，否则项目耽误得太久，可能在又一轮的技术革新中面临淘汰。然而，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下，陈对新上项目不表乐观。
陈树杨的企业转型后的第二道门槛是原材料价格问题。问题出在棉花的采购价格上。“内贸市场的定价现在还是发改委来做。”陈树杨笑言发改委可能是精力旺盛，什么都要管。
陈最后一个担忧是3个月后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外贸出口的混乱局面——最可能带来国内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无序出口。他认为，这将伤害整个纺织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反倾销蜂拥而至。
事实上，江苏纺织的转型正是以外经贸为主的商务部向大流通、大商务转型的微观体现，而薄熙来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作为商业流通的国家最高主管部门，怎么还可能停留在内外贸分割，甚至是管企业的老皇历上呢？
大流通、大商务的概念，是包括生产、贸易以及消费在内的整个商品流转过程。而在目前，尽管实现了内外贸管理职能的统一，但是在价格、贸易和生产投资领域，国家商务部和其他部门还存在诸多掣肘。柴海涛介绍说，大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现，这也是实现资本增值这个“惊险一跃”的关键。
与国家发改委、海关等在内外贸管理权上的交叉，或许还不是薄熙来最头疼的问题。根据本届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内贸易中，粮、棉、油、烟、药、盐等重要商品的市场流通管理分散在各个管理部门，工商、质检、农业、卫生等部门都在参与市场流通的管理，其职能甚至超过商务部。迄今为止，除了各地区隐性市场壁垒以外，省市级商业流通管理部门仍然只有22个实现了统一，省市级以下更大部分仍然是外贸、经贸和工商等五个左右的部门共同管理——另一种“五龙治水”。柴海涛坦言，涉及机构职能的问题，目前还非常敏感。
不仅与《外贸法》相配套的法规不完善，在监管国内市场上，甚至没有任何一部统一的有关国内贸易的法律作为薄熙来的行政依据。国内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例如，《商业法》、《反垄断法》、《商业连锁经营管理法》。据与会人士介绍，这在烟台会议上，几乎是与会专家唯一的共识。
有所作为
与陈树杨萌生倦意不同的是，薄熙来希望有所作为，上任伊始就公布“薄十五条”，提高商务部内部工作效率、带动商务部工作，再到公布十五个重大课题，薄熙来“要求很高、很严，想做点事情”的口碑就在商务部、业界和学界传开了。薄熙来北京、烟台两次问计专家，也让学界颇为振奋。李雨时对此深有感触。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次一位司级干部向薄熙来汇报工作，因为准备不足而被薄熙来给驳了回来，责令重新准备；而且，薄熙来把在大连、沈阳工作的习惯——晚上11点前不许下属关手机的习惯也带到了商务部，更有甚者，现在是司局级干部24小时不关机。
与“封疆大吏”不同的是，作为“内阁部长”，薄熙来面临更错综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内外贸统一所涉及的中央各部委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管理职能。这并非完全取决于商务部或薄熙来。柴海涛分析道，内外贸分割是历史难题。
薄熙来当然不可能就此止步。薄熙来在现有商务部职能范围内，选择了长远、容易突破的地方着手。7月30日，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透露，在内外贸统一方面，商务部将力争在今年底或不长的时间内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他说，目前已形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工作方案，从规划、信息、预警、监测这四个方面，加大了对内贸、外贸的统一安排、统一部署和统一考虑。在一些方面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启动，包括干部队伍的交流，工作上的统一安排，方案的整体推进。
于广洲副部长所说的详细方案，正是目前商务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核心之一是目前已经在内贸系统建立的先进的电子监测系统，全面收集内贸的有关动态资料。2005年上半年，该系统将推广到外贸系统，进而覆盖整个商业流通的环节。在此基础上，不仅实现内外贸信息统一，薄熙来更要求，商务部怎样拉动消费(内部流通)，以及怎样适度介入宏观调控。
除此以外，薄熙来希望更多地介入商业立法。9月下旬，由商务部参与制订的《反垄断法》草案业已送审。而该法及其他一系列商业法律，将勾画出中国市场格局，奠定商业规则和秩序，就像美国商务部利用《反托拉斯法》和特别301条款等法律一样，强有力维护本国企业在国内外的商业利益。
履新半年后，薄熙来——中国第一位“明星政治家”——必须用这些天赐的”礼物”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了。
“企业的归企业，商务部的归商务部”。归根结底，在走向成熟市场的过程中，对于市场秩序、规则和市场格局，中外观察家都期望看到，商务部是一个坚定有力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不是一个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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