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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改后的法规，在公司年报中发布虚假会计信息的在港上市公司和企业董事，可能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和高达1000万港元(合130万美元)罚款
文｜陆新之 发自香港
“想不到证监会这么快就有下文。能够有具体处罚细则，会对造假者有一定的阻吓作
用，显然会对证券市场好一些。”这一段话似乎经常用来形容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的措施出台，却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副教授苏伟文对《全球财经观察》所言，这是他对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咨询文件做出的回应。
2004年整个12月，在香港廉政公署掀起新一轮的上市公司起诉案之际，香港的金融界就流传，证监当局在社会强烈要求加强上市公司管治的舆论压力下，将会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因此，2005年元月7日，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财经局)分别发表公开咨询文件，对改善规管上市公司提出立法建议，香港股市之中的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机构反而觉得是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关建议最主要的是对上市公司法规进行修改，赋予《上市规则》以法律地位。根据修改后的法规，在公司年报中发布虚假会计信息的在港上市公司和企业董事，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面临长达10年监禁和高达1000万港元(合130万美元)罚款。上述提议还将把年报中不完整或虚假会计披露等市场不正当行为，提到与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等其他犯罪行为同等的高度。
此前，与财务报告和其他定期报告披露相关的不法行为，以及与价格敏感信息、关联交易披露等相关的不法行为，仅仅会受到交易所的谴责。理论上，香港证券监管的执法机制已经相对比较完善。香港联交所规定了信息披露的要求，证监会是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监管者，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防范欺诈盗窃，廉政公署防止行业的贪污舞弊，如果要检控的话，由律政司负责。换句话说，“证监会仍然必须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分享权力。”但是，因为联交所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本身也是一家上市公司。著名证券评论人David Webb，身为联交所的非执行董事，就多次指出，“由联交所来监管它的客户也就是上市公司，始终有着令人难以完全信服的地方。”
香港证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交易所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其症结就在于证监会与交易所之间职责不清。有保荐人认为，证监会作为准政府机构，应通过执行法律来促进市场发展；否则，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必然与市场之间产生摩擦。而社会舆论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希望证监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起诉的威慑作用也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大，这种官司，只要有钱，被告往往能够一直纠缠下去。”苏伟文坦率提醒公众。
“关键还是香港日常的证券监管存在短板。”他提到，香港上千家上市公司，寄望廉署的司法行动来制止相关的不当行为，那是不实际的。
对《证券与期货条例》进行改动还将赋予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更大的权力，使其能对被发现违反《证券与期货条例》的企业进行调查并处以罚款。“确实对我们的并购带来了一定影响。”一位内地赴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这么对《全球财经观察》说，“以前我们的收购计划，如果不超过资产的50％，就无需披露详情。但是上周我的香港律师提醒我，正在进行的另外一桩交易谈判，虽然数额严格限制在50％以下，但是似乎也要提前发出公告。我正在考虑。”
元月11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员会谴责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顾雏军等六人违反《创业板上市规则》 。有趣的是，有关结论早在2004年8月31日举行的纪律聆讯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就已经作出。“这个谴责选择在证监会权力提议加强的时候公布，不排除是联交所为了证明自己在做事，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一位保荐人公司主管说这次咨询文件公布，证监会权力增加，这和联交所一直以来力主的维持现时监管架构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联交所上市主管韦思齐表示：“上市公司若获授豁免《上市规则》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关连交易的豁免时，董事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以确保所有豁免条件均获严格遵守。未能遵守豁免条件将导致豁免失效，并导致公司违反有关的《上市规则》规定。”
“谴责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他们可能很想监管好市场，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根本监管的方法。”郎咸平始终认为，香港监管体制的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引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两样武器，证监当局才能惩治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机构中的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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