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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录的香港领汇基金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遭遇挫败，不得不暂时“搁置上市计划”。其中值得内地研究学习的还包括香港特区对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原则的尊重——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考虑，但仅仅为了避免上市后可能的诉讼风险，对尚处在司法程序过程中的上市计划“叫停”
香港领汇事件的经验教训值得内地认真研究学习——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计划，
无论其出于怎样的考虑，均应重视与利益相关各方的沟通、尊重法律上的程序正义、顺应公共事业和产品的民营化趋势。
上周，创纪录的香港领汇基金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遭遇挫败，不得不暂时“搁置上市计划”，令全世界的投资者和观察家错愕不已。然而在有关该事件的评论和分析中，却鲜有提到其经验教训，以及内地在此类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正面信息(相关报道见本期《领汇再上市未有预期》)。
香港一直以其自由港、完善的法治体系和高效的公共服务能力而闻名于世。为此，香港特区政府代表港人管理着大量与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相关的资产。譬如，机场管理局、邮政局和水务局，以及特区房委会。
作为全球居住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一，香港为广大的低收入阶层提供两类住房福利政策，一是“公屋”，就是只租不售的廉租房，租金不超过租户收入的10%；另一是“居屋”，就是以低价出售的安居房。目前“居屋”已经停止提供，只有“公屋”继续出租。
然而，上述所得根本无法维持这些资产的物业管理等费用。与此同时，尽管近年香港经济明显好转，但是香港的贫富差距却有拉大之势。迫不得已，特区政府与房委会酝酿将后者旗下的优良资产——1876万平方商场和7.9万个停车位——打包出售给领汇信托基金(LINK REIT)，领汇基金再行公开上市。
领汇基金其实是一支为特别目的而设立的公司——其向房委会购买资产所需资金则完全通过社会集资所得，也就是公开向社会发售股份，投资者则可公开认购。特区政府冀望通过此举为社会福利事业纾困，发展福利事业，同时也让投资者得以分享该部分优良资产的红利，“还富于民”，可谓一举两得。
这个计划在18个月的执行过程中都一帆风顺，然而，直到公开认购截止日的前一天，仅仅是两位高龄市民的一纸讼状，即致使该庞大计划被迫搁浅。两位市民在最后一天向香港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禁止房委会将资产注入领汇基金，质疑资产转让过程中“贱卖政府资产，杀鸡取卵”。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香港高等法院，还是上诉法院，均已驳回上诉人的复核申请，只有终审法院程序尚未启动。
领汇事件是政府事业和公共资产的民营化典型案例。另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是1999年设立的盈富基金(行情 论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特区政府动用近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大量买进本港股票和相关资产，阻击金融投机，保护香港经济不至崩溃；仅仅32天的时间，资金全部回笼，而且，政府从容淡出，将所购资产委托盈富基金进行专业管理。
此次领汇基金在民营化公共事业上操作完全与盈富基金一致——政府以市场价出售资产，由专业的基金公司管理，而政府则只是作为监管者和所有者代表之一出现。
政府事业和公共资产民营化是内地20年改革的主轴之一。然而，无论是社保基金和汇金公司运作，还是其他公用事业、垄断行业改制，均不能摆脱政府直接控制，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出面管理；摆脱不了利益关联，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被改革者设计改革方案，自我革命；政府官员直接变身管理者。相较于香港领汇基金和此前的盈富基金，内地相关改革，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
值得内地研究学习的还包括香港特区对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原则的尊重——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考虑，但仅仅为了避免上市后可能的诉讼风险，对尚处在司法程序过程中的上市计划“叫停”。这种对独立运作的司法程序的尊重所体现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仍然是香港社会的宝贵财富。
怀疑香港普通市民背后操纵势力的人事实上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事实——香港司法体系保护市民对任何涉及公共财产处置行为的知情权和质疑权。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内地，大量垄断企业急需改制，公共资产民营化势不可挡，大量公共资产亟待处置。譬如，国有法人股流通、金融业注资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国有企业的改制等等。对于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操作者而言，在保证改革效率的同时，怎样维护国民的知情权、质疑权，以及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以此保证改革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恐怕将是未来内地必须直面的巨大挑战之一。
经过长达18个月的推介以及其后的路演过程，香港特区政府尽可能向市民和投资者解释其还富于民的本意，但该计划仍然在最后一刻被不期而至的司法程序中止。在指责上诉申请背后的势力和集团的同时，特区政府以及承销团仍须面对残酷的事实。这同样值得内地深思。不仅香港特区政府做了大量沟通，在信息披露要求极其严苛的香港资本市场，仍因为部分利益相关者不能满意政府的计划和解释而导致庞大的计划搁浅。当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时，公共资产的重大改革或处置计划，内地仍然延续闭门造车的经验，恐越来越不为人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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