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艳

　　中国国有银行的发展之路，再遇波澜。自2004年起的注资、股改、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一一完成之后，却在限售股解禁期结束伊始，遭遇抛售潮。

　　2008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第三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瑞银集团(UBS)在解禁期满的首日发布公告，减持持有的全部34亿中行H股，套现8.35亿美元。之后，建行最大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向市场配售56亿股建行H股，套利约10.83亿美元。李嘉诚基金出售所持20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5.24亿美元。中行最大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全数套现所持108.1亿股中行H股，套现23.85亿美元。

　　减持的原因是“他们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损失，财务压力很大。与对中国的银行业信心没有关系”。1月16日，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接受本报采访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还表示，减持对今后业务合作会带来变化。中国银行是目前三大行中被减持数最多的一家。

　　好在，有离场的卖家，也有入场的接盘手。

　　1月16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董事长楼继伟表示，一直在增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下简称“三大行”)的股份，密切关注H股市场上这些银行投资者的售卖行为，并透露三家银行在适当时机会披露增持情况。而据路透社消息，一些国际私募基金也在逢低吸纳三家银行的股份。

　　毕竟，时过境迁，自2007年开始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全球金融机构的生态。外资股东对中国银行的参股，或因自身陷入财务困境而抽身，或因调整中国攻略而转身，但也带有几分对经济衰退下中国银行业前景的猜疑和悲观预期。

　　股东减持因为自身财务压力

　　《21世纪》：限售股刚刚解禁，战略投资者就集中撤离中国银行业，这引起了市场诸多猜测。抛售原因究竟是什么？

　　朱民：我认为主要是他们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损失，财务压力很大。(以中行股东的情况来说)，对于UBS和 RBS，次贷造成的财务压力是他们减持的直接原因。目前，RBS的资产减记损失是150亿美元，UBS是480亿美元，财务负担沉重。RBS在次贷危机前的股价是每股6.64英镑，2008年底是每股0.48英镑，跌幅高达92%。UBS股价2007年1月1日是每股61.4美元，2008年底跌到每股14.3美元，跌幅达到76%。

　　李嘉诚基金会的减持，是因为基金会的投资受市场影响较大，在原先承诺的捐款支出没有改变情况下，即期财务压力增大，不得已减持。

　　上述三家都反复向我们说明，他们并不愿减持。他们与中行的合作非常好，业务发展很快，财务上现在离开也是在价值低点。但由于RBS近期股东变化很大，其11月底增发150亿英镑新股融资后，政府持有RBS57.89%的股权，董事会整个都变了，要对其全球战略重新审视。UBS也如此，我最近见到UBS亚洲区主席，他说很遗憾，在12月底急着减持主要是为了把减持收入计入2008年利润。

　　所以他们走的原因，跟中行经营状况没有关系，与对中国的银行业信心没有关系，主要与自身财务调整、资产情况、战略调整有关。他们几次强调对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行业充满信心，会在中国市场继续做业务。

　　《21世纪》：但是他们的确在投资中获益匪浅，怎么看待这种赢利，又怎么看待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价值？

　　朱民：他们确实盈利了，UBS整个获利是3.49亿美元，李嘉诚基金会获利2.20亿美元，RBS获利8.10亿美元。从三年投资收益率看，UBS是70.96%，李嘉诚是75.48%，RBS是51.51%。折合成年化复合收益率，UBS是19.57%，李嘉诚是20.62%，RBS是14.85%。

　　这样的收益很好，但我希望大家能看几组数字的变化。

　　从股改以来，即从2004到2008年，中行累计上缴国家股利是758亿人民币，上交税费1331亿元，合计为国家上交2263亿元。这已经超过了国家当初给注资的1816亿元，等于5年再造了一个中国银行。

　　与此同时，中行的资本金扩大，盈利增加。2005年中行的净利润才259亿元，2006年是428亿元，2007年是562亿元,2008年前三季度已经完成599亿元，利润的增幅非常快。资本回报率(ROE)也从12.14%增长到15%左右。

　　这个过程中，中行每股净资产从1元增长到1.83元，总投资收益率是83%，三年的复合平均收益率是22%。也就是说即使把2263亿元的上缴股利和税费扣除，净资产价值还有83%的增长。我们不否认战略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挣钱了，但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收益。而中行近年的快速发展有自身的努力，也有战略投资者的帮助。

　　战略投资者回报与投入相符

　　《21世纪》：由于解禁期刚到就集体减持，市场质疑这些外资机构的声音不断，质疑的核心在于它们到底是财务投资者还是战略投资者。你怎么看？

　　朱民：我认为他们是战略投资者，而且履行了战略投资者的职责。

　　过去几年我们和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很愉快，过去三年，他们累计为我们进行了200多期培训；派遣了500多名人员访问；设立了87个培训项目，之中有22个项目在入股合约中并无约定，比如根据业务需要增加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等项目。RBS给中行免费提供了折合1.8万个工作日的培训，最多时有60多人常驻，我们有1800人次受到培训。

　　在信用卡合作上，我们三年增加发卡量800万张，战略投资者帮我们建立了客户评分、营销等一整套体系，并在财富管理上进行了合作，与RBS过去三年合作的银团贷款超过50亿美元。

　　此外，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体系。比如内控中关键的一点是要把内控程序放到业务流程中，RBS专门把他们的内控专家派到中国，据其介绍，在RBS花了7年才做完整个体系建设，但引用过来后，在中行1年半就完成了。

　　我认为它们有回报，这个回报跟投入是相符合的。

　　《21世纪》：本次集中减持，从市场和经营的角度对你们是否有影响？之前的业务合作会否受到影响？

　　朱民：对市场的影响，是大家最关心的。其实，从减持后的市场波动来看，市场还是比较理解，没有剧烈波动，股价继续上升。在减持前，股价不断下跌，我曾问他们，如果股价再跌，你做不做？UBS方面沉默很久，负责这个事情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说还是要做。

　　从经营的角度说，减持没有太大影响。减持后，我们的业务还是按照正常程序做，当然以后的合作会有变化，但退一步讲，即使调整某些方面的合作，中行有自信会做得很好。

　　中行参与了新投资者的选择

　　《21世纪》：现在没有战略投资者了，你们以后还要不要找新的战投？

　　朱民：迄今我都认为，当初找战投是有战略意义的，是中央的英明决策。现在不是我要不要再去找战投，而是别人在找我做战投。大家要把心态和眼光放开。

　　中行这三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年前中行处于技术破产的边缘，不良贷款占比20%以上、公司治理极不完备、风险管理落后，在合作过程中，中行认真向战投学习，资本充足率从上市初的9%提高到目前的12%，不良贷款率从23%，到上市时降为4.9%，再到2008年三季度降为2.65%。更关键的是，不良资产的拨备覆盖率从上市前的60%提高到120%。可以说，中行现在是拨备充足、资本金充裕、不良率低、盈利能力强，正处在自己历史上的最好阶段。

　　我们的公司治理也大大改善，一是有了权力制衡；二是增加了透明度，透明度不仅体现在数字透明，而且数字的产生也是透明的；三是建立了问责制，股东与管理者各司其职。

　　战投在与我们的合作中，发挥了四方面作用，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产品研发能力和开拓了国际性。通过合作，中行学会了走自己的路。

　　《21世纪》：减持的处理是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处理？

　　朱民：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中国充分表现了大国风范，恪守了当年承诺，尊重投资者的权利，按照市场化原则合法合规操作，得到了投资者的感谢和钦佩。

　　他们一开始很紧张，比如RBS总裁1月5日专门坐飞机到北京讲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锁定期到后减持是投资者的权利，但处理过程要和中行一起维护市场稳定。他们非常感动，原计划的两个小时会谈只用了半小时。

　　其实，为了应对好这次减持，中行从2008年4月就着手安排，11月份开始在全世界寻找潜在接盘者，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次RBS减持过程只用了3个半小时。它转让的总收入是23.83亿美元，但是中行获得对此笔股权的市场总需求是80多亿美元，在有效价格区间的实际有效需求是52亿美元。

　　对于新投资者的选择，中行也参与了筛选，并提出了良好建议。中行对于新投资者的选择标准是——长期持有、声誉好、规模大、长期看好中国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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