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辉红

　　汇控上周一的终极一跌，不仅埋葬了港交所推出不足一年的收市竞价交易，同时将50多只牛证提前送上了断头台，而短线入市的投资者，亦全军覆没，其中包括近期出手的汇控两高层，执行董事郑海泉和亚太区行政总裁霍嘉治。

　　汇控的杀伤力如此之大，除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外，是否还带来了其他启示性的教训呢？笔者认为，在港人对汇控的迷信，集合竞价制度推出前后港交所的态度，以及对各类炒作资金的监管等方面，都存在探讨的价值。

　　汇丰控股背负了太多港人的期望。据业内人士介绍，大多数港人把买汇丰控股当作存款，有不少人甚至终身持有。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长时间持有一只股票似乎往往被曲解为长期投资或者价值投资，但历史证明，总会有无数优秀的公司，在每轮牛熊中被淘汰。汇控在去年以前，无疑都可以称得上优秀，但此轮金融危机，银行业是震中，汇控自然难逃噩运。不过，港人似乎太过痴情，汇控从最高点腰斩之后，不少投资者在60港元左右又开始大举买入，而此时国际大投行都在调低该股评级。最终，惨剧的酿成，可能说是系统性因素，也可以把账算到交易制度上，但投资者自身更应该反省。事实上，资本市场没有新鲜事，行为金融上的“过度自信”再一次在汇控上得以验证。

　　当然，并不是说在交易制度上没有一点瑕疵。在集合竞价推出之初，曾遭到不少业内人士的反对。原因是集合竞价的确符合港交所的利益，但在制度设计上，它违背了市场的公平原则。

　　有种观点认为，如果汇控暴跌不是发生在集合竞价时段，抑或发生暴跌的股票不是汇控，也许不管集合竞价制度是否合理，都不会取消。因为，之前在集合竞价阶段已经多次发生股价振幅惊人的案例。这就产生了几个疑问，港交所在推出该制度时是否忽视了民意？在取消该制度时，是否又显得有些匆忙？取消该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又能够抑制炒风？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和交易制度的制订者，这是否存在矛盾呢？笔者认为，对交易所来说，交易制度的出台不仅仅涉及是否考虑广大参与者利益的问题，更应该问一问，是否对交易制度的制订者存在制度约束，因为作为“经济人”，自由的制度制订者很难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中取得均衡。从汇控事件来看，市场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制度的推出有些过急，而它的中止是否又合理，还有待市场来检验。

　　除了交易制度外，监管机构对于资金的炒作似乎没有办法或者不愿作为，也是汇控“失控”的原因之一。汇控大幅杀跌，沽空盘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公开数据显示，在过去数个月中，汇控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沽空盘都占据首位。亦有相关对冲基金透露，的确持有不少汇控的空头。英美诸国屡屡出手限制沽空，为何港股方面不及时出台相应措施呢？俗话说：“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手段”。笔者认为，针对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博弈主体，监管机构应该有所作为。汇丰控股数千亿的财富蒸发，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侵蚀香港的经济肌体。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强调的自由应该在特定时期加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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