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评级机构之过

    朱伟一

    世纪之交美国股灾之后，其中介机构普遍受到指责，而会计事务所首当其冲，而且放倒了其中的一条大虫“安达信”。这回美国检讨信贷紧缩危机，板子则打在了评级机构的屁股上。美国证交会已经开展调查，试图查明评级机构是否故意评高了抵押担保证券的信用等级。

    还有人批评评级机构反应太慢，没有及时向投资者报警。有些银行去年便发出警告，有可能爆发信贷危机。但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评级机构拖到今年春天才开始认真对待以房地产抵押为担保的证券，全面降低其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的问题是老问题，安然财务造假，评级机构就没有及时报警。2000年美国许多公司财务造假，评级机构也没有及时披露。评级机构有勤勉尽职的责任，但其调查所收集的相关数据都由债券发行人所提供，比较容易失真。收费也是一个问题，评级机构向债券发行人收费，而投资者并不向其支付费用。拿了发行人的钱，再要揭发发行人的问题，做起来比较困难。除提供评级业务外，评级机构有时向发行人提出咨询服务。评级机构不仅给结构性产品评级，而且还就如何炮制这些产品提供建议。这就产生了利害冲突，使人怀疑评级的质量。

    作为回应，评级机构搬出了宪法，说评级也是一种言论，而且是表达观点的言论，即便是说错了，也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言论与事实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言论与事实的不同，给了评级机构很大空间，这也是美国特色。

    评级机构还表示，他们评价的是“信贷风险，不是市场价值或流通性”。换句话说，他们只问债务人是否会破产，不问贷款的证券化产品是否会减值。这就是玄机所在，评级机构通过证券化绕过了对风险的评估。评级机构又表示，如果客户有新的需要，评级机构愿意开发新的产品。按照评级机构的逻辑，如果需要开发新的产品，那么对次级债的问题就可以既往不咎了。想必是有律师在后面为他们指点，帮助他们玩弄文字游戏，借以逃避法律责任。

    评级机构的兴旺发达与美国证交会的政策有关。上世纪七十年代，证交会认可三家评级机构的业务为“全国得到认可的数据评级”，这就给了评级机构身份。证交会允许评级机构出笼，也是为了图省事。有了三大评级机构，证交会就不用一一审议不同的公司债券了。在此之后，证交会对评级机构基本上放任自流，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美国以擅长外包而闻名于世，不仅企业业务外包，监管责任也外包。

    评级机构自出生以来，一直比较逍遥，几乎不受任何监管，但这次怕是难以蒙混过关。欧盟委员会将对评级机构开展调查。查理·麦克里维是欧盟内部市场主任。他表示：“如果不是某些机构给证券化的次级抵押债券评了很高的级，市场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美国的监管机构也有动作。2007年6月起，证交会已经推出规定，对评级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1）在监管机构登记；（2）提交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3）说明信贷分析师的资质；（4）预防滥用信息的情况。

    美国国内也有动作。200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法律，授权证交会调查并处罚评级机构。但该法并不允许证交会规治评级机构评级的程序和方式。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对证交会的现任主席考克斯颇有微词，觉得他行动太慢，应该更积极、更早地向国会要求权力，对评级机构加强监管。

    有人提出，不妨多设立评级机构，通过竞争解决问题。然而评级机构一多，难免泥沙俱下。债券发行人也会挑肥拣瘦，很可能是专找那些收费低而把关不严的评级公司。评级机构的问题确实比较难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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