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管局在《汇思》上刊登了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上月底出席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的发言。他表示，过去30多年来，全球收入大幅增长，但许多国家的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以致怨声四起。
他还指出，不少人走向以求变为号召的极右或极左路线，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可能窒碍经济增长，近期一些研究已显示，贫富差距令经济增长无以为继。
陈德霖认为，央行官员、经济学家以至决策当局都要更深入地分析、更全面地了解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从而客观持平地剖析这些政策的成本和效益。
以下为陈德霖在《汇思》发表的原文：
（本文摘译自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2017年8月24至26日于怀俄明州杰克逊洞举行的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缔造蓬勃的全球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我的工作日程上，每年8月底例必有美国怀俄明州Jackson Hole之行。与大部分游客不同，我并非为了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的自然美景，而是出席一个每年一度、规模不大的中央银行家、学者和金融市场人士的聚会。这个由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年会称为“经济政策研讨会”，为求让与会者能坦诚、互动地交流，获邀出席者仅有百余人，但由于与会的央行行长每每在会上发表关于货币政策的公开言论，因此往往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今年研讨会的主题是“缔造蓬勃的全球经济”，我应邀参与研讨会最后环节的综合讨论，重点回顾近数十年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趋势：有好的、有不太好的，还有坏的。这些发展亦与香港社会息息相关，借此文分享我的看法。
全球经济与收入大幅增长
先谈好的趋势。过去30多年来，全球收入大幅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估计，先进经济体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1980年的10，100美元（下同）增长3.5倍，提高到2015年的45，700元；新兴市场的人均收入增幅更为显着，同期升幅几近6倍，由1，500元升至10，600元。整体来说，全球经济尤其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可算不俗。以中国内地为例，超过7亿人得以脱贫，是人类历史中了不起的成就。此外，与会的学者和财金官员亦普遍认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全球化、资金自由流动，这些都是几十年来推动收入增长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因素，并有助收窄先进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差距。
但劳工收入占比在下降
然而，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趋势。尽管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有所收窄，但许多国家的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了。较低收入人士未能受惠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导致社会上弥漫着不满的情绪，情况又以先进经济体尤甚，近期欧美等地选民反弹以致催生民粹主义思潮，即是最好的注脚。这股不满的情绪不无道理，资料显示，在这段经济增长期，劳动收入占比有所下降。以美国为例，劳工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60年的65%，下降至2014年的60% （图1）。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幅度亦颇为显着。
为何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有多种解读，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毕竟，部分地方出现一些令人忧心的趋势，就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或人均劳工收入增长放缓）的现象被反贸易、反全球化的政客借用为鼓吹民粹主义的议题，一些保护主义色彩的口号，如制止新兴经济体“抢去”制造业职位等，在某些先进经济体已由口头宣泄转化成竞选承诺。在美国，这类保护主义议题更有可能渗透入主流政治。
那幺，究竟是什幺原因令劳工从经济增长的“蛋糕”所分的杯羹逐渐收缩？图2显示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表有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因的研究结果。根据这项研究，先进经济体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几乎有一半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只有18%的跌幅是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这项研究还显示，新兴经济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幅度较先进经济体为大，而且跌幅主要（83%）由全球化引致。这个研究结果印证了我一贯的看法：关于先进经济体劳工收入占比下降的讨论，往往将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其实他们只是代罪羔羊。
紧接着要提出的问题是，普遍被视为正面因素的“科技创新”，为什幺竟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因之一？研讨会上，一位讲者展示了一幅图表，显示自1960年起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稳步减少，制造业生产值占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保持稳定。值得指出的是，制造业就业人数逐渐萎缩的趋势，远早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成为主要生产国。因此，美国制造业生产力上升，更可能的解释应该是科技创新，而不是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崛起所引致。
科技创新如何影响就业人数和收入分配，这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科技类别繁多，有些科技创新会导致大量增聘人手，有些则会取代劳工。机械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就是科技创新取代人力的例子。再者，同一项技术放诸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举例说，先进经济体的零售分销网络发达，购物商场和店铺林立，电子商贸和网上购物这类取代人手的商业模式所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相比像中国内地这类经济体，由于传统零售分销渠道不如先进经济体般发达，电子商贸普及不但不会抢走工人的饭碗，甚至可能制造更多职位。
财富分配越趋不均
讲完“不太好”的趋势，接着便是“坏”的趋势。根据Emmanuel Saez 及Gabriel Zucman （2016）收集的美国财富数据（图3），自1960年起的半世纪以来，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财富总量的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由73%增至77%；考虑到同期资本收入占比亦同步上升，上述的增长应是预期以内。然而，若将这一成富裕阶层的财富分布情况按图3的附表进一步细分，就会看到一些令人咋舌的数据──当中排行最顶尖的0.1%（即为数16万有纳税、拥有净资产2，000万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他们的财富占比竟上升了12个百分点，并且大多数升幅始自1990年！
至于紧接的0.9%，财富占比升幅只有1%。再数下去的9%，财富占比不升反跌，大幅倒退9个百分点。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贫富不均，财富越趋集中于一小撮人手中，种种现象叠加，令越来越多人感觉“向下流”，深感不忿，以致怨声四起。不少人走向以求变为号召的极右或极左路线，至于“变”的结果是好是坏，已无关宏旨。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可能窒碍经济增长，近期一些研究已显示，贫富差距令经济增长无以为继。
非传统货币政策可能对收入及财富分配造成重大影响
全球贫富悬殊逐渐加剧，是否有近期的因素？有些人归咎于各国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这个说法颇有争议。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主要央行推行包括零息率和量化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目的是透过降低借贷成本和支持资产价格来刺激经济复苏及就业。富人一般拥有较多资产，如股票、物业等；穷人的资产却是微不足道。退休人士和靠养老金过活的人，大多倚赖储蓄所得的利息收入。超低息率令借款人受惠，但大批只靠存款和毕生积蓄的人士却只能收取微薄的利息，他们成了输家。部分先进和新兴经济体股市楼市屡创新高，为富人带来极可观的进帐。贫富鸿沟日阔，不同程度上助长了部分先进经济体主张反贸易、反全球化、反建制的民粹主义风潮。
关于非传统货币政策与贫富差距之间互连关系的研究虽然仍处于初阶，但近期几项研究已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国际结算银行一份2016年的文件显示，非传统货币政策可能透过股本回报和住屋价格的变动，对贫富差距造成重大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需要有更多研究。央行官员、经济学家以至决策当局都要更深入地分析、更全面地了解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从而客观持平地剖析这些政策的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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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白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