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尹

　　2010年11月16日，纽约，一个细雨蒙蒙的初冬的早晨，80岁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亚洲协会总部，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CEO班30多位师生员工进行了交流，话题从慈善到金融、从金钱到人生。

　　一个多小时后，主持人提醒索罗斯时间紧迫，要去赶飞机了，索罗斯说：没关系，来不及就赶下一个航班吧。

　　索罗斯，1930年8月12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当时他的梦想是成为哲学家。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度假胜地卖手提袋，生活的艰辛让他暂时放弃了当哲学家的梦想。1953年他开始进入金融业，从事黄金等商品和股票的套利活动，获得了骄人的成绩；1956年，索罗斯来到世界金融中心、投资家冒险家的天堂——纽约，拉开了他传奇一生的序幕。

　　对于崇拜和憎恨索罗斯的人来说，他都是一个谜，他是个不可思议的结合体——残忍的金融巨鳄与慷慨的慈善大家。

　　哲学家索罗斯

　　索罗斯认为，这20多年来一系列的泡沫、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给市场的自由过了火。他强烈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解释、预测世界经济现象。

　　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期间，索罗斯对于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导师Popper(开放社会的倡导者)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这个哲学问题，立志成为哲学家。

　　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是双向的，现实投射到人的思维中，这是人的认识功能；同时，思维也能改变现实，这是人的改造功能或称操纵功能、影响功能。前者决定后者，即认识决定行动；而行动改造了现实，被改造的现实又投射到人的思维中，人的认识随之改变，新的认识又决定了新的行动，新的行动又导致了新的现实，周而复始，形成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

　　反馈回路有两种：一是正向反馈、一是反向反馈。正向反馈将错误一圈圈放大，最后导致系统的不稳定甚至崩溃；反向反馈可以自我纠正，使得系统回归稳定均衡状态。

　　这种动态反馈机制使得人行动的结果往往不符合他的预期，这就是“人的不确定性原理”，就好比量子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一样。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是取自此意。

　　人的认识功能和改造功能都有缺陷，认识功能的缺陷称为谬误性，改造功能的缺陷称为反射性。谬误性和反射性总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一个系统是正向反馈的系统，那么它早晚会崩溃；只有反向反馈的系统可以最终回归均衡并保持均衡。谬误性和反射性的存在也放大了“人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索罗斯的哲学思想。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哲学教科书上讲的比这复杂深奥精妙多了。但索罗斯认为，他一生积累这么多财富，都要归功于他的“谬误性与反射性”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给他提供了质疑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947年索罗斯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对于学校所教的内容他感到十分惊讶。当时经济学的正统教育是基于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该流派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可以自动纠偏，通过反向反馈机制达到均衡，外力(包括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的假设是理性预期，即人们作决策时拥有完全的信息知识，决策是完全理性的，对于将来，人们有一个统一的最佳判断，所有的决策最后都归于这个判断。

　　这种理论和索罗斯推导出来的关于金融市场的结论正好相反。

　　几十年来，索罗斯一直在批判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试图推广他的理论，但收效甚微。1998年索罗斯就预言一个超级泡沫正在形成，将会破裂，但没有人听。一直到两年前，一切都改变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用事实给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索罗斯的呐喊终于有人倾听了。

　　房地产市场“发泡”原理

　　索罗斯根据他的“人的不确定性定律”以及谬误性与反射性的思维模式建立了一个泡沫周期论，描述了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几个要素和几大阶段，用来解释上世纪60年代的综合性大集团泡沫、各大房地产泡沫、主权债务泡沫、因特网泡沫，无不贴切形象。

　　比如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房地产抵押品的价值和银根松紧无关。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具有互相加强(reflexive)的关系，当银根放松时，贷款成本下降、贷款更容易获得，经济活动增加、房地产价值上升、违约率下降，贷款标准进一步放宽，恶性循环，泡沫形成。

　　当然最近这一轮的次贷泡沫又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这个因素，情况更为复杂、更为惨重，但发泡原理还是一样的。

　　索罗斯认为，要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首先要转变金融监管部门的思想和职能，监管部门应该意识到，市场不总是有效的，市场很有可能产生泡沫，监管部门必须承担监管市场阻止泡沫形成的责任。而格林斯潘等监管者一直错误地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在泡沫已经十分明显时还坐视不管，不愿质疑自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这很不负责任。

　　其次，为了控制资产泡沫，只是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最好的工具是提高准备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甚至可以发明一些控制信贷的新方法，或者重新启用一些老方法，比如央行可以直接指示商业银行限制向某些泡沫疑似行业提供贷款。

　　第三，监管部门必须监控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的头寸，包括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必须监控某些重大的金融衍生工具，比如CDS(信用违约掉期)，如有必要，可以限制甚至禁止。

　　第四，有些大银行规模太大了，一旦倒闭可能会拉垮整个系统，为了避免被这些大银行“绑架”，必须加强对它们的管制，不允许它们使用太高的杠杆，严格限制它们对存款人资金的投资。

　　他认为中国在直接控制信贷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他认为可以通过征收物业税的方式解决。

　　世界格局处于真空状态

　　索罗斯认为，目前世界格局处于真空状态，老的秩序正在分崩离析，新的秩序尚未形成。

　　美国没有起到世界大国该起的作用。索罗斯原来是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但是，奥巴马没有和上届政府划清界限，为美国找到新方向，相反，他试图调和两党矛盾，和稀泥。奥巴马应该意识到，美国到了该正视现实的时候了，不管现实多么严峻，都应该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以求渡过难关，而不是沿承原来的政策方向，掩盖逃避矛盾。

　　索罗斯同时指责对奥巴马政策有重大影响的行为经济学家、诺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他的同事席勒(Robert Shiller)——他们试图用“信心乘数效应”治疗金融市场的恶疾，这种做法只对了一半，信心对于市场恢复的确至关重要，这是认知功能，但是改造功能的反射性也不容忽略，如果现实和人们的预期严重脱节，信心希望就会转成失落失望，繁荣就会变成萧条。

　　索罗斯很担心，奥巴马试图运用“信心乘数效应”的努力会导致经济第二次探底，到时经济衰退，奥巴马将难辞其咎。

　　“慈善家”索罗斯

　　很多人对于索罗斯表示不能理解，一方面他在金融市场上像冷血残忍的鳄鱼一般狙击他认为估值错位的主权国货币；另一方面，索罗斯又大搞慈善，他的基金会遍布全球，32个分支机构每年支出7.5亿美元。

　　这似乎是对不可解释的矛盾。其实不然。

　　第一，索罗斯的慈善是所谓“大慈善”，不是针对弱势群体或者不幸群体的赈灾济贫，而是倡导建立开放社会和世界金融新体系。

　　索罗斯现在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慈善方面。他说：“我的基金会目前每年支出7.5亿美元，我的目标是一年支出10亿美元。我老了，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

　　讲到全球气候变暖，索罗斯说：“我以前没怎么关注，总觉得有这么多人在关心这个问题，不需要我参与。但哥本哈根会议无功而返，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单指望政府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都要参与。所以，我现在加入了气候政策研究院的融资委员会，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关注的是雨林，特别是印尼的雨林，很多人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源主要是工业生产，其实不然，雨林才是罪魁祸首，我和荷兰等国的专家合作，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我们研究的结果能在坎昆会议上公布。”

　　第二，索罗斯关于市场、社会、道德问题的理解也决定了他既冷血又温血。

　　他认为，市场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市场是非道德的(amoral)，即市场不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正因此，市场机制才会有效、高效。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个体参与者的决策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所以，个体参与者对总体结果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的责任。

　　但是，社会是要讲道德的，社会的发展涉及道德范畴。政府负责管理社会，包括制定市场机制的游戏规则。所以，政府要讲道德，必须用道德标准衡量。

　　索罗斯在回答企业家的问题时也说：“我很幸运，我做的是金融行业。如果我和你一样做实业，要面对员工，给他工资少一点，我自己就多赚一点，我活好一点，他就活得差一点，这样作决策就难多了。” 他说，他一直都能把在市场上赚钱和在社会上花钱这两件事情彻底分开，残忍和慈善互不干涉。

　　索罗斯说，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但声名鹊起后，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他的决策会有很多人跟从，他做多或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很多人会跟着做多或做空，结果可能真的会给那个国家带来伤害，这让他很为难。这就好比一只手绑在背后与人搏斗。

　　他最后开玩笑说：“我不是个圣人，如果你在市场上碰到我，还是得小心，尽管我老了，但还是一条鳄鱼，小心我吃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