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首席风险官辞职之惑

　　董的同事们有时刻意于说中文，并告诉翻译：不要把一些内容告诉给董乐明

　　本刊记者 袁朝晖/文

　　6月1日晚18时30分起，位于中环的中银大厦展示出9组特别灯饰，各个组别都饶富心思；其中一组名为“节节上升”，代表中国银行(资讯 行情 论坛)(3988.HK)95.4万名小股东 的心愿——这一日，中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此次200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IPO将募集资金97亿美元，为香港市场IPO最大集资水平的新纪录；如果行使超额配股权，总筹资额更将达到111亿美元的天量，而用个人名义买中行

股票的投资者，据说当中有近万名股东是内地人。

　　在疯狂抢购下，中行的公开市场发售部分获得了约75倍超额认购，冻结资金达380亿美元，刷新了香港市场新股发售冻结资金的纪录；国际配售部分的需求量达1200亿美元，获得约16倍的超额认购。认购中行股票的散户已逾百万，亦创造了一项香港市场IPO的单项纪录。

　　伴随着大卖的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中国银行首席风险官董乐明(Lonnie Dounn) 就在中行首发上市交易前夕辞职。

　　中行高山卷款案再起波澜

　　“这必然引起负面的影响和不好的联想。”某外资投资银行中国区负责人对本刊直言不讳地说，“关键是他的辞职时间的敏感和中国银行屡禁不绝的大案不得不让人有所担忧。”

　　中行表示，董氏是今年4月出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

　　“如果是出于个人原因，那么，完全没有必要选择在中国银行上市前夕宣布辞职。在投资银行和金融界这个圈子当中，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而其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影响而采取一些手法也是经常采用的事情，比如先去休假什么的，但选择在如此关键而敏感的时刻辞职，我个人认为只能是其个人无法认同某些做法的选择。”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事实的印证。5月30日，2004年发生的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巨额存款丢失大案再起波澜，七家丢失存款的公司联合声明，要求中行支付存款并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大案发案于2004年底，该支行行长高山内外勾结致使数家公司上亿元资金丢失，其中包括上市公司东北高速2.93亿元和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3.1亿元资金。

　　事发后，涉案企业纷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行支付存款，但除了东北高速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之外，其他在黑龙江省起诉的案件基本被中止审理。企业方面称，案件发生至今已一年有余，企业遭受的经济损失达到十几亿元。有些企业因资金匮乏而无法经营，企业职工将面临下岗失业，上市公司可能因此被ST甚至退市，数十万公众股股东的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但中行黑龙江省分行一直对问题退避三舍。

　　目前东北高速和辰能公司已向中行提出两个解决方案：如中行能够全额支付企业存款、利息及相关损失，两家公司自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撤诉；在民事案件诉讼的同时，由企业提供有效资产抵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中行先行支付企业存款，以法院的最终裁定确定最终支付金额。

　　当前，中行每股定价为2.95港元，相当于今年市净率2.18倍，与交通银行和建行今年的2.5至2.6倍的市净率相比相对较低，同时中行市盈率约为15倍至16倍，而建行市盈率约为16倍，交行市盈率为20倍，因此中行较建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价便宜。

　　但随着中国各银行忙于扩大资产基础，外界也越来越担心，现在匆忙发放的贷款可能会成为定时炸弹，再度使各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暴增。

　　不过，国内监管机构强调，通过一系列政府资金的注入、面向选定外国投资人的战略股份出售，以及在香港进行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首发，中国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已稳步下降。

　　“聋子”董乐明

　　董乐明是美国公民，加盟中行前，在汇丰银行(HSBC)长期供职。他带来的名声，曾给海外上市前的中行增色。

　　亚洲金融危机后，董被调到汇丰银行香港办事处上任，他在评估贷款时的不妥协姿态，为自己赢得了“说不博士”(Dr No)的绰号。中行当初任命董乐明意在使投资人安心，让他们相信中行不会重复前些年的错误。

　　安永全球金融服务部合伙人杨振辉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银行内部审计在监督银行内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对保障银行各项经营的合法、稳健、合理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压力下，国内银行内部审计改革应加快步骤。这些压力来自于各方面，包括：公司治理的改革、经营环境快速变化带来的风险变化、业务流程更趋于自动化、系统更趋于复杂化、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更强以及审计职能的成效性等因素。

　　杨说：“国内银行内部审计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理念的改变需要时间，挑战会很大。”

　　中国银行高管表示，董乐明从加盟中行开始，就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语言沟通上的困难。董乐明要求3名全职翻译，两位翻译文件，第三位为他的日常事务做口译。

　　这并不能解释董乐明的辞职。一位银行家告诉本刊，董乐明似乎不懂中文。“中行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董的同事们有时刻意说中文，并告诉翻译：不要把一些内容告诉给董乐明听。”

　　“我认为，他也许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自己的选择，不愿意承担一些东西。”某外资投资银行中国区负责人称，“水土不服是理由，但确实不是现在离开的一个好借口。”

　　不过，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杨志中则对《证券市场周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的去留对整个招股过程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当初建设银行上市的过程中，关于前任行长的犯罪问题最后证明并没有影响到其上市的过程。”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成为了中方强调的理由。

　　“对于从国际招募人才，中方也是一种尝试。”和国内银行多有接触的杨志中表示，“我觉得，这个事件依然是水土不服的典型，对于许多外籍人士来说，尽管他们具备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但对于陌生的中国，他们是否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也很难说。”

　　如出一辙，中国建行(939.HK)此前也打算雇一名外国人担任首席风险官，去年9月份，就在进行海外上市前，该行发起了一场合适人选的国际大搜寻。然而，建行的高管们表示，他们没能找到一名合适的候选人，最后在内部提拔了人员作为首席风险官。

　　对此，曾在多家华尔街投行的多个区域任高层要职，刚刚卸任中国光大银行的投资总监刘冶民深有感触，他说，即使监管部门大力支持，实际的工作做起来并没有这样简单。“以我多年新兴市场的经验来看，推进创新肯定都会受到阻力。这种阻力可能来自多方面，而人员的意识是最重要的，在中国传统的银行体制下还是讲究官场文化，很多事情讲究明哲保身，这对推进创新是不利的，如当要从事开创性的事务时，有关人员不是主动想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而是先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文书，若做不好是因为哪些原因。”他说。

　　“首先要从上到下内部说服，然后是交易定价策略的制定，接着是风险管理前、中、后台操作程序的完善，最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由我亲自操作。”刘冶民感慨颇深。

　　中国各银行在招募和留住外国高管方面面临种种困难。“跨文化环境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磨合。”杨志中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