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生工程疑陷中石油窝案泥潭:银行账户突遭冻结

2013年11月07日 08:45  时代周报 

  钱津宁 插画

  本报记者 赵卓 发自北京

  “我们还无法与华总取得联系。”

  11月1日,惠生工程(HK.02236)高级副总裁崔颖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坦承。

  2013年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175位的华邦彦“失踪”于9月2日晚间, 此时,距离中石油前任董事长蒋洁敏下台不到24小时。

  作为中石油主要工程承包商惠生工程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华邦彦遭到“中石油窝案”波及并不出人意外。

  股市早已作出反应,8月27日,中石油、昆仑能源双双停牌,第二日复牌后随即暴跌,中石油H股和昆仑能源市值合计蒸发逾217亿元。

  9月2日早间,惠生工程从2.37港元一路狂跌16.46%至1.98港元。随后,公司在香港交易所突然挂出停牌公告,从2日10时38分开始停牌直至记者截稿前,惠生工程仍未挂出复牌公告。

  而在华邦彦“失踪”当晚,惠生工程紧急发布公告宣布华邦彦“正在协助中国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但公告中对于华邦彦的去向和调查内容均语焉不详。

  据记者独家获悉,除了华邦彦被带走调查,惠生工程的银行账号亦遭冻结,“公司一直在与相关部门沟通,目前已有一些账户解封。”周颖说道。

  事实上,华邦彦对自身处境,也许早有预料,因为他并不是在蒋洁敏下台前后最先“失去联系”的中石油外包企业的高管。

  9月1日晚,明星电缆(SH.603333)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卢东及董事、财务总监杨萍于近日失去联系,而此前该公司董事长李广元也失去联系。

  随着“中石油窝案”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寄生”于中石油体系之中的企业正日渐浮出水面,这些企业的高管身居中石油的庞大关系网之内,往往可以优先获得中石油外包工程招标资格。

  “蒋洁敏的下台并不是‘中石油窝案’的结束,而是中国整个能源系统整顿的开始。”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高层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80%的收益曾来自中石油

  尽管没有任何权威消息证实华邦彦被带走与“中石油窝案”有关,但是惠生工程官方却已开始极力撇清与中石油的关系。

  9月2日晚,惠生工程发布公告,称集团于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六个月期间从与中国石油的合约中录得的“收益甚微”。

  但如果稍微梳理惠生工程的历史,不难发现其与中石油的紧密关系。

  华邦彦在1997年底创立惠生工程,恰好赶在石油部分家之前,成立之初惠生工程就开始提供提高化学工程工序分离系统性能及环保水准的工程及建设解决方案,之后转向了为投资额较大的石化、炼油及煤化工业务提供EPC解决方案。

  2005年,惠生工程拿到了被它视作是“首次进军石化生产设施EPC(设计、采购及施工管理)解决方案领域”的合同:中石油兰州乙烯项目的部分项目PC总承包商。当年4月,惠生工程和中石油订立设计建造五座全新裂解炉的合同。

  以此为起点,惠生工程开始与中石油展开“亲密的合作”。

  惠生工程在去年年底上市前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列出了EPC服务在中国11个主要项目,其中有5个来自中石油。公开资料也显示,在广西钦州、吉林、辽宁等中石油石化项目的重点区域,皆有惠生承包的工程。

  记者发现,在很长的时间内,惠生工程长期倚重中石油一家企业,其收益也很大部分来源于此。

  数据显示,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上半年,惠生工程来自中石油及其附属公司的总收益分别约为11.89亿元、39.85亿元、29.42亿元及1.2亿元,占总收益比例分别为63.1%、80.1%、58.4%及14.0%。

  突兀的是,前三年的占比均超过50,而在上市前夕惠生工程从中石油获得收益占比大降。 “这完全是为了上市,而欲盖弥彰。”一位惠生工程的股民对时代周报记者表达着愤怒。

  事实上,在惠生工程上市的风险提示里,其自身也承认中石油的占比“相当大”。

  崔颖并不否认和中石油是惠生工程的重要客户之一,但他强调能够中标是因为惠生自身的实力。

  但与中石油的紧密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同为中国石化行业翘楚的中石化,给惠生工程提供的收入却占比非常之小。2009年到2012年上半年,来自中石化及其附属公司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7%、2.0%、1.1%及1.4%,均不超过10%。

  两个行业最大的公司,面对同一个假如真如惠生工程自己所说的这么“优秀”的供应商,却在合作金额上有如此大的差别,令人质疑。

  而截至今年9月12日,惠生工程与中石油集团仍有4项未完工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2.04亿元。

  多名高管出身石油系统

  根据记者计算,惠生工程从中石油获得的项目累积已超过400亿元。为何一个私营企业可以轻松从封闭的石油系统中获得项目,令人质疑。

  “一方面惠生工程建立了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项目质量、管理、人员成熟,另一方面惠生非常注重对科技的投入。”崔颖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但不管惠生本身的资质和实力有多强,惠生和中石油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惠生工程有不少高管来自于中石化和中石油。

  惠生工程的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刘海军就曾经在中石化工作多年。而惠生工程质量、健康、安全及环境部主管华令苏,此前出任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监事及中国国际水利电力新加坡公司的项目经理。

  2009年,惠生工程拿到了中石油四川炼油一体化项目PC(采购和施工管理)总承包商项目,这一单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近380亿元。当时惠生工程如何拿到这个项目,就引起了行业内人士的质疑。

  而实际上,这个工程进展缓慢,已经拉落一批人马。

  “中石油、中石化的工作人员出来创业,在业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封闭的系统造就了封闭的关系圈。”一位长期观察能源行业的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另一家被中石油案波及的公司安东油田,现为内地最大的民营油田技术服务公司,2007年在港上市,“三桶油”是其最大的客户。正是背靠中石油这棵参天大树,该公司从上千家同类民企中脱颖而出,该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林此前曾在塔里木油田供职6年,随后又进入中石油,1999年开始下海创业,而安东油服的第一桶金也正是来自新疆。

  9月1日晚,明星电缆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卢东及董事、财务总监杨萍于近日亦失去联系,而此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李广元也失去联系。2012年,明星电缆在A股上市,据招股书显示,明星电缆是中石油的一级物资供应商,同时与电力、石油系统的多家央企保持合作关系。

  有媒体报道,李广元被调查与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有关。资料显示,从1972-1998年的25年间,郭永祥一直都在石油系统任职,历任中石油处长、中石油研究室副局级研究员、副主任。

  事实上,封闭的关系网很可能是滋生腐败额度温床。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只是石油石化系统,很多央企周围都有许多这样的寄生公司,只不过根据关系的远近,有的吃肉有的喝汤,而这些企业的高管,又多来自央企本身。

  转手项目赚取高额利润

  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惠生工程获从中石油获得项目之后,反过来又把项目再分包给中石油的附属公司。

  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1年,惠生工程付予中石油附属公司的分包费用分别占同期分包费用总额的66.5%、64.2%、45.8%及16.7%。

  “这就相当于,惠生工程只是把项目倒了一道手,却从中获得了利益。”一位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而一般说来,中石油的项目完全可以在中石油系统内部交予中石油附属的子公司,惠生工程作为第三方,完全没存在必要。

  对于这种转手模式,惠生工程方面解释认为,自己挑选分包商的标准包括经验丰富、具备总承包一级资质、相关技术过硬等条件。

  事实上,有媒体报道,惠生声称的标准并没有严格执行。在招股书中,惠生工程方面非常“大方”地承认,在挑选分包商的过程当中,项目拥有人(客户)亦可参与,并且,自己会应客户要求,通过竞标选择客户批准及推荐的分包商。

  据分析,这种“应客户要求”而选择分包对象的模式,正是惠生工程通过转手项目获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方式。

  当然,外界的质疑并不阻碍华邦彦因为惠生工程业务的暴涨而累积巨额财富。作为创始人、实际控制人,现年47岁的华邦彦间接持有惠生工程共31.755亿股,占比78.13%,以近70亿的身家,登上2013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175位。

  去两桶油化

  联想此前关于中石油腐败案和蒋洁敏的落马,华邦彦等企业高管的遭遇,似乎一切都是空穴来风,一切又有迹可循。

  随着中石油窝案的发酵,中石油内部封闭系统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从2011年开始,中石油的资本开支年年增长,2011年为2843.91亿元,2012年为3525.16亿元。截至2013年初,中石油总资产高达3478亿美元,成为全球十大石油公司之一。

  但是,资本性支出高速增长没有带来利润的高增长,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债台高垒。据Wind数据统计,以2012年年报数据为准,中石油总负债已高达9881.48亿元,规模之巨遥遥领先于其他央企。

  尽管目前中纪委还未对外通报违纪事由,但多方消息表明,或与工程外包有关、油田私售等有关,蒋洁敏等5人的落马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一家中石油,而是整个石油石化系统。

  除了中石油内部整顿的开始,而更让人关注是依附于中石油、中石化等能源巨头之外的其他能源企业未来如何生存。

  10月15日,惠生工程发布公告,称其竞标获得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深度转化工程场地项目采购及施工合同,合同总额达约8.43亿美元。

  这一标的金额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获得的最大炼油工程项目。

  但失去中石油的后遗症已经体现。惠生工程,2012年上半年的收入和利润则分别为8.62亿元、0.02亿元,对比2011年上半年16.55亿元和1.09亿元,可以看出,伴随惠生公司努力降低其营收对于中石油的依赖程度,其代价惨重。

  “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去两桶油化。”都是我们的未来战略”负责国际化业务的惠生工程高级副总裁董华对时代周报记者坚定地说道。

  记者手记

  用制度约束权力

  本报记者 赵卓

  回溯中石油腐败案,加油站回购、工程招投标、销售采购三个领域是腐败重灾区。如中石油耗费巨资收购的加拿大油砂和页岩气资产以及澳大利亚煤层气项目,最后发现资源贫乏;反过来,说是资源贫乏的油气田卖给民企后,开采后却原油滚滚。

  再比如,工程外包部分,总承包商拿下中石油的业务,拿到大头后在转包给中石油的下属单位。这不仅仅是中石油存在的问题,几乎涉及多个央企:在水电系统,项目都是由民营公司总包,然后分包给体系内的工程局;铁路和建筑系统,技术过硬,资质一流的工程局拿不到标,却被各种民营中介拿走再层层转包。

  有人认为,冰山之下,是积重难返的体制困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打破垄断,打破民间资本不能进入的禁锢,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将央企一拆了之、引入竞争就能解决问题?既然如此,在并不垄断的奶粉、药品领域,为何贿赂腐败案依然频频发生?在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又如何放开?

  长期以来,央企一般都是垂直管理,从人事任命到财务运营乃至到纪检监督,均由央企内部为主,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一般很难插手。审计报告显示,有45户央企内部层级超过4级、最多达11级,监督链条太长,外部监督乏力。

  在笔者看来,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前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前中国移动[微博]党组书记张春江等人的落马基本都与权力太大而又缺少约束的机制有关。加强监管,尤其是限制一把手权利,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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