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强

　　8月17日晚，雷士照明股东之争爆发大概近3个月，雷士照明董事长、赛富投资基金顾问有限公司创始合伙管理人阎焱(微博)出现在北京千禧酒店，他精神还好，声音有点低沉，右手背上还贴着打过吊瓶后的胶带。

　　无论怎样，此前吴长江(微博)对于媒体的解释已经够多，最为重要的当事方之一，阎焱能够坦陈心迹，对于公众了解事件内幕，总是莫大助益。

　　“失踪”的董事长

　　按照阎焱的说法，争端的由来早就埋下——吴长江个人好赌，在雷士照明上市以前，吴尚能保持理智；而公司香港上市之后，身家一度高达几十亿元的吴长江终究没能逃过命里的“劫数”。

　　由于在澳门豪赌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还债，吴长江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铤而走险：截留经销商货款，仅交给公司一部分；利用手中发货权力，向经销商借款，从而“绑架”了经销商利益，以至于在其后续争取重返董事会时，经销商仍坚定地支持吴长江为“精神领袖”；借公司员工巨款，以助大家买股票为名进行投资，股票卖掉之后钱又分毫未还；以公司总部迁至重庆为交换，取得重庆南岸区政府一地块及2000万元投资支持。

　　自2011年底起，吴长江又开始和董事会玩起了“失踪”游戏。

　　“大概今年5月20日下午，我突然接到吴长江一个电话，他当时非常慌乱，告诉我他在香港。说昨天中纪委约他谈话，要他协助调查时任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的事情。然后，他说有一个内部的大哥告诉他赶紧出去躲避一下。听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在此之前，公司总部搬往重庆的事情，我们董事会和吴长江是有尖锐分歧的，我们一直约他谈话，但他从春节后就很少在国内。”阎焱说。

　　事实上，在此之前，因为总部搬迁的不同意见，阎焱已经跟吴长江约了好几次，却都没有见到。

　　“有一次我们约4月18日在北京见，他也确认了，结果17日在德国给我发短信，说不能参加会了。我们听到公司有人反映，年后他就很少到公司。再加上出了薄王案，3月份又听到夏泽良被抓，当时我们就很担忧。所以，当他在电话中说了之后，我脑子就这么一嗡，心想糟糕，我们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阎焱说。

　　这个时候，怎样尽量减少吴长江对于雷士照明上市公司的影响，成为当务之急。

　　“他说准备和他太太要去加拿大，暂时不回来了。在此之前，董事会曾经发现，在加拿大的一家我们正在谈判投资的公司，突然公告说吴长江成为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与我们发生严重的同业竞争。最初我还想不通为什么他进入这家公司都不跟董事会说，而且进入的是家我们正在谈判投资的对象。现在看来，这是他要到加拿大避风，已经顾不了他和公司签署的不竞争条约了。”阎焱在震惊和慌乱之后，“第一时间马上通知董事会，包括我们在香港和在北京的所有董事，并立刻通知律师”。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吴个人还是雷士卷入了这个事件中，因为中纪委并没和我们联系。在和律师商量后，律师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要赶紧通知联交所。联交所知道后要我们提供材料，可我们并没办法提供材料，因为我们既没接到正式通知，也不知道详情。后来召开了电话会议，吴长江说他是在协助调查。他说得很明白：短期内他不可能回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谈到公司的危机处理工作。”阎焱说，实际上在此之前3月份的董事会上，按照香港联交所的治理要求，董事会已做出决议，吴长江也同意董事长和CEO的职位要分开，于是阎焱开始寻找新的CEO候选人。

　　“我们当时总共找了三四个候选人，其中包括来自施耐德的张开鹏。所有候选人都是由董事面试，面试人也包括了吴总(即吴长江，本报注)。所有董事包括吴长江都认为张不错。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讨论吴总要不要辞掉董事长，律师说如果他不回国就失去了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能力。因此董事会要求他辞去雷士照明的一切职位，他也同意。大概5月24日我们收到他签字原件，25日我们公告，公告文稿都是按照联交所要求和审阅过后才发的。吴长江昨天(8月16日，本报注)说我这就是操纵股价，他说从20日到公告中间有5天时间，所以说这是操纵。我说这很正常，作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你必须要事先通知联交所，中间只有5天，而且24日他才签字，这已经是超常速度了。再说，我们从没买过也没卖过一股公司股票，何来操纵，这很荒谬。”闫焱说。

　　被挟持的权利

　　阎焱表示，当吴长江得知自己没事回国后，公司董事会也曾同意吴长江回归董事会，但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需要给董事会有个交待，解释中纪委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二是解决关联交易和体外利益的问题；三是他必须对董事有承诺，一定要按董事会的决议行事。他均口头答应。”

　　按照阎焱的说法，董事会之所以知道吴长江要把公司总部搬到重庆，是因为2011年年底，接到了来自员工的举报。

　　“关于这一点要向大家强调，在去年年底，我们接到员工举报，公司总部要从惠州搬到重庆南岸区，我们当时听到非常诧异，因为董事会从来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赶紧召开董事会，专门讨论公司总部搬迁一事。讨论的结果是除了吴长江一票赞成外，其他人都反对，所以董事会的决议是不能搬。我们以为这个事就已经解决好了。但是春节过后，公司员工又来举报，说总部已经搬了，几百号人已经浩浩荡荡到了重庆。我们很震惊，怎么能这样玩弄董事会？”学社会学、认为“社会契约论”是底限的阎焱加重了语气。

　　但吴长江已经收不住手。

　　“后来我们又听说，他不光是把总部搬了过去，而且和当地政府还有一个承诺，承诺就是在3年内，把销售额做到100亿元，交税5亿元。吴长江代表雷士签这个合同是在董事会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而且董事会更不了解当地有优惠补助和换取的市中心的土地。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公司的土地却归属于他个人的公司。公司总部强迁以后，我们一直要求他给董事会一份签字的协议复印件，到今天他都不给。所以，我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在上市公司你不能一意孤行，在任何一个现代企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当天在我和朱海当面与他谈这三个条件时，他都表示接受。而且当时我们也约定，双方都不要诉诸媒体。但我们知道他控制不住自己，没过多久我们发现他约见了一家报纸。我们说你怎么言而无信，他说是个朋友就聊了20分钟，而且保证说再不会发生了。”阎焱说。

　　但意外再次发生。

　　“结果隔了一个多星期，某杂志封面上刊登出他的头像和他的采访，那个报道中讲了很多我的问题。他在微博上发了很长的内容，说投资人和外资联手，要把中国品牌拿走。其实，他把因为他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被中纪委调查因而辞职一事说成是投资人和外资把他挤走，要抢民族品牌的事。”

　　“等到7月12日我们董事会去重庆跟经销商和员工见面，结果把我们围攻了近10个小时不让出来，我们被逼签字，而且上厕所都有几个人跟着。最后是重庆商委出面，我们才得以离开。关于8月10日回复员工的要求，本来可以马上就起草文件报香港联交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每天不断向媒体放消息，联交所就每天让我们来解释新问题，还要求提供新证据，结果拖的时间就越来越长。”阎焱很无奈地说。

　　“这个事情(7月12日和经销商、员工见面，本报注)发生之后，我们公告中的结论非常明显，吴长江已经严重违反了他作为一个董事的履约义务和法律责任。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独立调查小组向他要他和南岸区签的文本复印件，他都不给我们。”阎焱说。

　　阎焱进而强调称：“我看他在媒体上说我们不在乎公司，只有他在乎，因为公司是他儿子。你问问他自己在公司里还有没有股份？据我们知道他已经把所有股份全都抵押出去，而到现在为止，除了股东按比例转让给施耐德，我们一股都没有卖。到底谁对公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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