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黄光裕案一审落判。法院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决定对其三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

　　东方早报发表叶檀的文章：转型经济的企业家背负原罪，他们扩张企业规模的捷径就是寻找政府官员的帮助，在层层叠叠的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因此，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可以说，在转型期行之有效的制度要靠企业家对于体制的毁灭性创新才能完成。不仅黄光裕如此，柳传志、宗庆后、赵新先等人无不如此。不同的只是结果，有些突围成功，而有些不幸者折戟沉沙。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草根企业家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如果说原罪尚可洗脱，人们怀着对制度变迁的善意，还可以对企业家抱有同情之了解，但对于另一重原罪则无法释怀。黄光裕为了尽快做大企业，成为资本市场的大玩家，在他高明的资本腾挪术背后，有多少投资者被洗劫一空？当他以地产为突破口，主动向行政执法部门的官员、向市场资源的拥有者献上巨金，黄光裕不仅是制度的牺牲者，更是恶制度创设者中的一员。清洗是必要的，否则倒下的就不是黄光裕而是中国的商业环境，但是，清洗是单向度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在清洗黄光裕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同样恶劣的商业生态进行同样的清洗。清洗也是有选择的，清洗了黄光裕之类的资本玩家内幕交易，但更严重的制度性利益输送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如果十几个公章管一头猪的交易的情况不能改变，所有的市场溢价都可以折算成权力溢价，由貌似企业家者向官员支付。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小蒋随想：群雄逐鹿的时代只适用丛林法则。从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到市场经济成熟的这段时间，在市场大潮中摸鱼的各路水手，身上难免会有一些污迹，也就是所谓的“原罪”。不容置疑的是，一些人钻过法规不完善的空子。但是，如果以现在的条文审判过去的问题，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这也是法律适用通常会设定时间分水岭的原因。对于明智的商人而言，尽快使自身的经营适应并符合逐步健全的商业与法律规则，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也有一些人后知后觉，依然按照灰色、乃至黑色的套路出牌，其结果必然是自食其果。这也是巴菲特所说的“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黄光裕是栽了，但如今的制度还谈不上健全与阳光，被黄光裕玩了的中小股民的损失弥补不回来。罚没的几亿元又会有多少用之于民，而不是被行政消耗？恐怕，权力寻租这个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成为不了历史。

　　贫困县“穷折腾”为哪般

　　背景：国家贫困县，呼和浩特清水河县斥资61亿建新城区。在“能快就不要慢”的风气下，清水河县的新区项目未获批时便已投建。后逢国家宏观调控，新区建设资金链断裂，造成烂尾楼一片。如今清水河县政府不再搬往新区，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

　　华商报发表刘海明的文章：一个穷人，给他一身高档行头穿在身上，给他一辆轿车开着，不等于他真的告别了贫穷，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脱贫岂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同样，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贫困是个整体性的概念，花钱修一条宽敞的马路不成问题，投资盖一座大厦也并非是梦想。问题在于，贫困地区的脱贫不能靠简单地修饰一下自己的脸蛋，开辟一个新城区，便可以自称告别贫困了。这种脱贫不是掩耳盗铃，便是阿Q精神的还魂，自欺欺人可以，想骗当地的民众，恐怕没门。然而，这种脱贫模式绝非清水河县的“创举”，而具有一定普遍性。一些中西部城市，何尝不是冷淡旧城区，另辟新区，以“小深圳”的形象炫耀自己的“繁华”？网友对此颇有微词：“时下很多地方政府大肆兴建楼堂馆所，借口都是所谓的形象，但在表面的光彩之后，却是一些百姓生活困顿、教师领不到工资，说穿了，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小蒋随想：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一贫在资源，二贫在思想，此二者相辅相成。思想贫乏的行政者前往发达地区取经，往往只注意高楼大厦的光鲜，既不能发掘发达的本质，又会将责任推卸给资源贫乏。为了速成政绩，为了看上去发达，盖楼与建新城成了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同好。这之中，还需要反思城镇化建设存在的误区。一些人以为，只要把村庄改为新城，让村民变为市民，新的产业与职业转型就会水到渠成。实际情况却是，一些农民拿到了征地补偿款，在短期内大肆挥霍，职业转型培训又跟不上，生活很快就陷入困境。二三产业也并未因为快速的城镇化而出现。说到底，有些大干快上就是在拔苗助长。更重要的是，一些行政考核只看表面，行政者的决策缺乏长期考核机制。对地方领导来说，只要在任内把楼盖成了，自己升迁了，剩下的烂摊子就留给后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