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度观察

　　本报记者 周芬棉

　　“中信泰富与银行签订可赎回远期合约，致亏147亿港元，这可能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外汇衍生品市场上最大一宗亏损案例”，有专家向记者透露，“中信泰富作为一个老牌的红筹企业，炒汇亏损，也许只是第一个案发者。”

　　去年10月23日，里昂证券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该公司跟踪的所有境外中资公司，除中信泰富外，还有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湖南有色、中国高速传动等，均被指存在较大外汇期货衍生品风险。

　　几年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违规炒期货造成5.54亿美元巨亏，国储期货刘其兵伦敦炒期铜，惹下大麻烦后神秘失踪，至今定格在国人心中。

　　企业高管境外“赌”期货没有制约

　　“境外中资机构在期货交易中屡屡犯险，深陷雷池，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问题何在？”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张平认为，法律的缺失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现在走出去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了。而在海外进行数额巨大的收购或投资，因付款时间较长一般多采分期付款，必须考虑本币及执行货币汇率的不确定性，为锁定成本，一般都会进行外汇衍生交易。而手握重金的境外中资机构，往往很难拒绝资本市场投资的诱惑，超出主营业务所必需的金额限度，采用杠杆式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但是，“过于复杂的衍生产品因其创新过快，远超现有监管体系框架，多在场外进行，非标准化且极不透明，刚刚走出去的中资机构，在这种高风险的衍生品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门外汉。”张平分析说，“一旦投资失利，再经杠杆式放大后，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想象。”

　　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说，“中信泰富事件使我们反思，我国存在着赌博基因，很多人都有赌的心理，防止一些手握重金的公司高管去凭运气做期货，必须依靠制度约束。”

　　现行法规规定都疏而又漏

　　据张平介绍，我国对境外中资机构投资的规定，已有《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外经贸境外企业审计监督暂行规定》等五个部门规章。

　　“但是，依9年前出台的暂行办法为基础形成的法规体系，过于原则、粗放，主要规范的是实业投资，没有充分考虑到套期保值期货等金融产品投资，无法规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投机行为。”

　　去年10月份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最高阶位的上位法，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实业投资管理模式，不适用于金融产品投资，而且也未对套期保值等金融产品投资作出明确规定。

　　作为直接调整期货交易的行政法规，2007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主要规范的是境内期货交易，对于境外中资机构进行期货交易如何监管只字未提。”张平如是说。

　　可援引的法律规范效力太低

　　张平告诉记者，“目前可援引的是，我国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规定对确需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少数进出口企业，由证监会会同国家经贸委、对外经贸部门等进行严格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发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同时明确，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张平分析说，“这个通知主要是通过对经营主体资格的限定来规范的。设定准入门槛、持续监管、只能进行套期保值，是这个通知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这份通知至多只是一份规范性文件，效力太低，其权威的缺失自然导致其未能被严格遵守。”

　　应制定专项管理办法

　　张平认为，制定《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期货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已是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

　　针对这部法规，张平提出三条意见：第一是，该法要构建对实体投资实行经常性审批管理，坚决禁止投机性投资。第二是，这类交易，应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境外期货交易所进行，或委托指定的境外期货经纪机构进行操作。第三是，强化和完善境外中资机构的公司治理，保障经常性监督和检查得以有效执行，以通过权利制衡的设计进一步防范投资风险。

　　面对当前金融危机，他建议我国应立即网罗一批高端金融人才，在国资委组织下，设置专职负责投资风险评估的专业机构，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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