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直通车：徘徊在放开与稳定之间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贺强(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

　　新闻背景：尽管“港股直通车”的启动时间迟迟难以确定，但是“境内个人被允许直接投资境外市场”“投资额度不受5万美元年换汇额度限制”这些突破性政策亮点已足以令市场兴奋。对投资者而言，较之泡沫越吹越大的内地A股市场，股价优惠近两倍的H股市场显然诱惑不小。而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资本自由行，已然是政策层取消资本管制、实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融冰信号———

　　支玲琳：更为低廉的股价、更为优质的上市公司、更为完善的投资环境，H股无疑是块诱人的

蛋糕。加之此前受美国次按风波影响，港股出现暴跌行情，此时搭上“港股直通车”，对内地投资者而言，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假如港股投资收益高于内地资本市场，会否撼动内地A股牛市格局？

　　贺强：现在投资港股，收益率其实未必能超过内地的股市和基金，因为目前港股已经在一个很高的点位，下一步操作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且H股不同于封闭的A股，它受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正像这次，受累美国次级债风波，美国股市暴跌，香港股市也出现了连续暴跌行情，这种风险的不可捉摸是内地投资者未曾领教过的。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投资者在境内操作港股其实有很多不便。比如信息来源可能比较狭窄、信息更新也难以及时，像港股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机构主要在香港，那么对投资者而言，尽管现在互联网技术发达，但总归没有在自家门口打听消息来得方便。所以我的估计是，尽管现在搞了试点，今后也有可能范围扩大，但是在初期，炒港股的内地投资客数量不可能太多，所以当然也就不会引起A股市场短期内的资金大分流。现在断言这一政策对内地股市、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认为还为时过早。

　　支玲琳：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境外投资领域一再放开，但实际效果令人堪忧。此前中投入股黑石累计浮亏5.3亿美元；国开行入股巴克莱银行，首日即出现了1.5亿欧元的账面亏损；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也是频频失手，部分产品甚至跌破净值。有消息说，近日国务院统筹各相关部委召开会议，认为对包括QDII在内的对外投资应注意风险，并要统筹考虑中国外汇资本的境外投资。所有这些，都让人对“港股直通车”会否延迟及其后市收益前景产生了疑虑。

　　贺强：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很大，而且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是一种实力的较量。从目前来看，一来我们的投资经验还不够丰富，二者实力也不足———刚出去资金规模肯定不会很大。比如很多QDII的产品，从内地集资以后只能转到香港，交给美林

证券这些美国投资公司来运作。关键就在于我们缺乏海外分支机构，也缺乏有海外资本市场运作经验的顶尖级人才。所以我们资本市场开放看来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既然已经开了头，说明我们正在朝这条路上走，而且的确在努力。

　　支玲琳：尽管投资前景尚难预料，但是面对国内流动性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国内资金到境外市场寻求出路，是不是可以缓解国内的流动性问题呢？

　　贺强：我刚才讲到，“港股直通车”的投资规模短期内不可能太大，规模有限，数量也有限，所以对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可能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同理，寄希望于股民的小小资金投到香港就能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不现实。除非以后投资规模扩大了，像现在内地股市，总市值都已经超过GDP了，那才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此外，有些人还担心港股直通车可能导致资本外逃，我想这个总体上还不至于，因为我们在制度上还是作了一些设计，比如实名账户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金去向的可监控。

　　支玲琳：“港股直通车”，打开了我国资本管制的一个小缺口。从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无疑，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进程中，那么该如何处理“放开”与“稳定”的关系呢？

　　贺强：人民币资本项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放开，主要也是考虑金融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地放开了资本项目，结果导致外国资本大出大入，引起了股市大幅震荡，最后导致了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比如

墨西哥。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资本市场到现在还不是特别完善、规模也比较有限。须知，资本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的战线，我们得从安全的角度，从各方面加以防范。

　　所以，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1997年就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关键就是这最后一步———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尚未实现。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还要依托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比如内地银行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只有这样，QDII、QFII才能成为历史，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币的自由进出、自由兑换。要实现这一步，我们还需要努力，还得创造条件。

　　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动作频频的一年，总体是呈现有序开放、渐次推进这样一种格局。我的观点是，还是“稳中求进”比较好，改革最好不要动大手术。因为“大手术”尽管效益很大，但是后遗影响可能也很大，搞不好甚至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说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动的就是比较大的手术，正面影响、负面效应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此我们要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