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宏观：中国的重大矛盾

　　财经观察

　　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各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来得“反宏观”。由发改委主导的纠正中国经济失衡的举措将可能使出口增长放缓、GDP中的商品密度下降以及消费比重上升。

　　摩根士丹利 史蒂芬•罗奇

　　对于中国的看法，我们可能都是在自欺欺人。之前我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宏观经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分散、集合各个地方权力的经济体。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西方涌现了不少的利用传统宏观观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机遇、压力和限制的现成中国专家。然而，这当中藏着一个有趣的玄机：在某程度上，现代中国正在顺水推舟-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解。也许我们全都误解了。

　　表面上，中国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包装整齐的经济体-阴差阳错地加深了我们已然存在落差的认知。它拥有一个设计周全的符合国际GDP会计准则的国家统计系统，并定期每月公布一整系列的详尽的经济数据。它拥有一家于1998年参照美联储体制而重新组织的中央银行。其财务政策立场每年以总理“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呈审批。中国定期列席七大工业国会议，以外部观察员身份参与范围广泛的宏观事项讨论-从全球失衡和世界增长问题到贸易政策和货币事宜。还有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15年逐渐成长，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特别是在关乎通胀走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跨境就业和实际工资套利等方面。

　　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如此西方化的外表，再加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力，我们西方人都倾向认为可以用我们观察其它宏观体制的同一套标准来检视中国。因此，当事情出了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有责任做出纠正时，我们便搬出一大套宏观理论并从中选出传统的政策挽救方案。美国如何处理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是反映这种态度的最明显案例。自从中国成为美国多边外贸赤字中最大的双边顺差国以来-约占2005年数字的25%-华盛顿和学术界的传统派均要求大幅度调升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我从来都不赞同这种理论，因为我认为美国的贸赤是一个多边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国内储蓄短缺所致。“解决”对华贸易问题仅意味着把美国贸易失衡的其中一部分向别国转移。另外，即使我的看法有偏差，而中国真的是关键所在，也无人能保证

人民币升值便能解决问题。一个经济体需要有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利用相对价格变动(比如汇率)来调节数量(比如贸易流量)。可是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和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仅局部“市场化”。经济中缺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无形的手”，传统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中国仍然“看得见的手”而受到妨碍。

　　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宏观问题或无需执行宏观政策。相反，这个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主要经济体存在不少严重的宏观失衡情况，必须尽快地从速解决-包括过热的投资行业、低效的大量需要石油和原材料的生产技术、长期偏低的私人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在市场化体系里，这些问题可通过结合收紧银根和货币升值的政策得到解决。考虑到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出口过热情况-两个板块在中国GDP共占到75%以上并以每年30%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在遏制这趋势上只迈出了一个小步。自2004年以来，短期借贷利率只轻微调升了两次(每次27个基点)及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仅窄幅升了3%。取而代之的，中国在政策层面的严峻任务却由相当于昔日中央规划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代为执行。在马凯主任的领导下，发改委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政策性机关-出台了一系列具针对性、旨在限制若干过热行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措施。目前，措施针对的行业包括铝、水泥、有色金属、煤、焦煤、碳化钙PVC、以及

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投机活动等。

　　对于通过币值变动以实现数量调节的方案，中国领导人已郑重地向世人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条件通过货币、财务和汇率等政策，进行较传统的宏观管理。这些政策不只要求有一个市场化机制，还需运用非常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调节的目标。对于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拉力的难度很高。这方面的限制-中国经济的地域化或(在若干情况下)区域化-严重地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战略。央行就全国借贷利率发出的任何意见，对于地方银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往往影响不大。此外，当宏观政策机关调整汇率，外商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并不会自动缩减它们的对外采购。简而言之，北京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作风所妨碍。

　　过去12周我三度造访了中国，期间感受到的分散结构力量比宏观凝聚力强得多。在天津的一次-距北京两个半小时车程的中国最新和潜在规模最大的高速开发区-是尤其有力的证明。天津地位特殊，它是国内三个获赋予“省地位”的大城市之一。天津市长戴相龙是前国家央行行长，在中国领导人圈子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天津是中国近年大力开发的经济特区。通过特别税务优惠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动工兴建-包括现为华北最大港口的大规模扩建工程-预期天津经济在未来数年将以高于全国一倍的速度持续增长。趋升的货币和汇率调整将基本上遏制不了这股强有力的升势。这里没有异常之处。从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我们很难想象正在享受着超高速增长的中国沿海大城市会慢下来。

　　这里正是现代中国经济的着陆点。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受到在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在宏观与微观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大量民工涌进中国的大城市-估计在未来15年每年介乎1500-2000万-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对个别地方和省的超高速增长情况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便有效吸纳庞大的民工迁徙潮。不然的话，持续上升的失业率、日趋显著的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安情绪，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归根结底，加快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是舒缓这些不断上升压力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传统的宏观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并起到其发挥拉力作用的功能。

　　与此同时，我建议大家少点在意中国人民银行和其它宏观政策官员的高姿态声明，多点关注发改委微观管理人就经济走向做出的指导性举措。保护主义威胁和产能过剩均表明了中国必须刻不容缓的替其过热的经济降温。由发改委主导的纠正失衡经济的举措，将可能使出口增长放缓、GDP中的商品密度下降以及消费比重上升等。对于一个混合经济体而言，这些在数量层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将继续远比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稳定政策调整来得重要。我同时建议大家留意史景迁的意见。我们总是倾向使用我们用以检视自身问题的同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而言，这样做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误导。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各自为政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来得“反宏观”。这增加了调控的难度，并最终使经济管理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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