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

　　创业板之乱和海归博士之死是两个缩影，理想的科研应当是一种选择机制，在未知世界中趟出一条路。现行科研体制却成为一种分肥机制，取决于相关人等既得的权位。丢掉了计划和市场体制的优势，分别是规模效益和信息对称，却集中了两者的弊端：垄断和贪婪。

　　近日多个新闻与科技界有关。综合观察，各从某种角度反映中国科研体制的变革。

　　10月31日科学巨子钱学森与世长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建国以后建立高度整合的科研体制，集中人力物力，开展一批重点工程。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在科研领域的延伸，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

　　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报效国家，勤奋工作，不计名利。钱老正是他们的代表。钱老除了自己学科的丰硕成果，还致力于推广系统科学。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并称“三论”，曾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作用就是提升计划的效能。

　　这种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调整。很大程度参考西方的科研机制，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及国防、航天等领域，应用研究市场化。形象的说法叫“上山”和“下海”。于是掀起高校和研究所办企业的热潮。

　　创业板十年磨一剑，终于在10月30日推出首批企业，标志着创新资本市场的建立。但上市初日即暴涨，随后暴跌，有几位仁兄只当了一个周末的亿万富翁。首批企业的成长性也参差不齐。因而被评论为“圈钱板”、“明星板”。能否摆脱主板的流弊以及世界大多数创业板的惨淡令人忧虑。

　　最近媒体大量报道，某校一位海归博士自杀，疑与评职称有关，在网上引发热议。我们不了解也无意评论内情，只能说生命可贵。此事已被符号化，是现行高校体制积怨已久，又一次集中爆发。

　　因为工作接触，对高校略有了解。曾有位在企业呆腻的朋友发牢骚：“早知道留校”。我回答他：“学校现在和企业也没什么分别，甚至有所不如。”企业的绩效考核已发展得相当全面，高校却是简单的计件(论文)工资，如同民工。曾帮朋友发过论文，尽管当时所在媒体和他的领域鸡同鸭讲，却是中科院的刊号。

　　各级教研主管不仅管学术，还承担融资、销售和公关的职能。但又不是组织法人，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皮包公司老板。与学生的关系也走两个极端：要么放羊，要么极强地控制，不客气地说，像土司和农奴。这是很多师生冲突和“潜规则”事件的制度根源。

　　11月3日，温总理发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呼吁抢占新兴战略性产业制高点。据报道，有关部委正在拟定发展规划。我们衷心地希望，规划能将体制改革列为重点，而不是新一轮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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