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仍受制于权力发审
■专栏苏培科刚刚诞生的首届创业板发审委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宣布了35名发审委员名单。为了防止被“公关”和“权力寻租”，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对这些即将在9月份就任的创业板“门卫”提出24字箴言：“弘扬正气，廉洁自律；金钱有价，人格无价；名誉受损，追悔莫及。”
“24字箴言”字字珠玑，可是如果仅依靠道德约束权力，发审委将很难避免“权力寻租”。毕竟，道德的边界和准绳过于模糊。虽然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明确提出要对发审委实行问责制，但是具体将如何问责？该问责哪些行为？由谁来问责？……都非常模糊，并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
况且，发审委是由证监会牵头组建，创业板兼职发审委员中还有几名证监会的官员，其他委员则都是由证券业协会推荐的。这些委员与监管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创业板发审委还是一个权力机构，仅靠权力部门“内部监管”，很难实现“问责”的效果。
从“王小石案”和“王益案”引发的一系列监管腐败现象来看，不受约束的权力其实是导致“寻租”行为的基础。目前资本市场乱象丛生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与权力部门相关，要么是“裁判员”与“运动员”一身兼，要么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地纵容。据证监会的内部人士透露，发审委并没有尽到审核企业的责任，发审委员也没有到企业的现场考察，有些发审委员甚至连企业上千页的材料都没读完，所谓的审核就是对企业上报的材料，比照《公司法》和相关的规定，进行判阅和向保荐人、发行人提问，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将意见反馈到企业，企业进行改正后，继续上报。这样的发审显然有疏漏存在，而且随意性很大，尤其是集体决策(7名发审委员审核5票过会)让责任很难追究。
最近，有媒体报道国内几十家基金公司中的28名高管都来自证监会。对此，有人戏称本应“猫与老鼠”的关系现在变成了“大猫与小猫”的关系。实际上，目前的创业板发审委依然是这样的关系。这不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而且成为导致“新股暴利”价差的根源。由于有了权力发审，有了权力寻租，就自然有了“PE式腐败”，而一、二级市场的价差恰恰就是“权力套现”的工具。
对于新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市首日爆炒的行为，笔者曾多次建议管理层通过“市值配比认购法”(让申购者按照市值与可申购量1∶1的关系来申购，这样会让二级市场没有股票者不具备申购资格，让一、二级市场的利益有效衔接起来)，从制度上限制“打新专业户”，并对参与上市首日集合竞价的账户进行严格监管，防止开盘价被人为地“做高”。
但遗憾的是，监管部门始终对此避而不谈，交易所也只是避重就轻地提醒二级市场的“炒新”风险。这样的风险提示就像在烟盒上以不起眼的字体写上“吸烟有害健康”却同时又大肆宣传、贩卖香烟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假如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不买高价上市的新股，肯定可以抑制新股的爆炒，但是这与假设“所有人都不吸烟”一样不靠谱。显然，要解决问题就应该触及根本，应该尽早改变“裁判员”与“运动员”一身兼的权力发审格局。
对此，国内著名投资银行界人士、北京大学何小峰教授也曾在“IPO悖论”中提醒过。他算过一笔账；一个优质的企业要想及时上市光台面上(有发票可报销)的活动经费就达“656万元”(主要是供牵线人和上市材料经手人吃、喝、玩、乐、行等)，而“台底下”则要花费10倍左右，其外还有一些“PE式腐败”。而这笔巨额的“寻租”费用又被企业在上市后摊销到上市公司。于是，很多上市公司就出现了一上市就造假、一上市就业绩“变脸”的现象，从而让一些优质的企业原本为了“证优”，却在IPO过程中走了一个“证伪”的过程。最有意思的是，何教授把这笔“656万元”的花销总结为“溜不溜”(谐音“656”)现象。他说，企业就像一条狗被人们反复“遛弯儿”，只有被溜顺了才有及时上市的可能，否则就会被拖在预审环节，而真正能进入过会环节的几率只有1%。
显然，权力发审是市场畸形和公司造假的主因。对此，笔者曾在2004年发表的《解决畸形证券发审须职能分开》一文中建议：应尽快将发审委从权力监督部门中独立出来，让“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分开，可以先将发审权力下放给交易所，采取“工序化”、“标贴制”的“窗口式”发审来明确各个审核环节中的权责，方便事后问责；或者借鉴美国市场的“注册制”，减少权力发审环节，只要符合上市条件、中介机构合力推荐，则都可以注册申请上市。一旦发现违规造假则立即停牌退市，并且严惩造假者和“帮凶”中介机构 ，用严刑峻法来让市场秩序优化。但是我们的发审机制至今尚未改革，仍然延续着权力发审的路线，仍然在“雁过拔毛”。
在现行的发行制度和权力发审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主板市场的“遛弯儿”现象很有可能会延续到创业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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