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道 张东臣 “技术面服从基本面，基本面服从政策面”，一些有经验的中国股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中国股市始终摆脱不了“政策市”的怪圈，也就难怪投资人要把“看政策脸色”放在首位了。

　　在中国股市，“相关部门”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上市公司大股东也是以国有为主，还有类似汇金这样的“国家队”直接进场干预，政府还是完全有能力干预股市的。从管理层对股市的定位来看，“服务国民经济”还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是第二位的，至于“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就不免要往后站一站了。

　　一方面，主政者对股市的评价过于简单，停留于表象，往往认为“股指上涨了，就歌舞升平，皆大欢喜；股指下跌了，就问题严重，必须干预”；当然，涨得太过也有问题，最好是有涨有跌，一步一个台阶，节节攀升”。另一方面，主政者对股市的期望又过于功利，往往仅把它当作实现阶段性目标的融资工具，所以股市就要“为国企脱困服务”，“为银行脱困服务”，“为中小企业脱困服务”，“为扶持高新技术服务”……而评价监管者的政绩，也要看股市为这些目标实现了多少融资。

　　的确，股市本身就是企业融资的场所。服务于国民经济、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是其基本功能。但是，股市的本质是一个自由、公平交易的市场，而不是“福利彩票”、“赌场”或“屠宰场”。如果管理层总是在供求上做文章，在调控股指涨跌上做文章，在如何抬高股价、高价融资上做文章，而不在“放松管制”、“维护公平、自由”上多下工夫，那么就会失信于民，这种融资行为也无异于杀鸡取卵，长久不了。

　　就拿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当股市从6000点跌到去年上半年的3000点时，管理层还没有意识到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在3000点就开始“救市”。结果，却跌到了1600多点。当金融危机最严峻、企业最需要融资的时刻，管理层却人为地停止了IPO。直到银行降低利率，放出巨额信贷，市场流动性充裕，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管理层才将股市融资大门打开。

　　为何放着雪中送炭的事情不做，偏要把投资者的钱当“草纸”去给“圈钱者”锦上添花？难道这样就能体现出资本市场存在的价值？

　　大家看到，新股发行以“停车检查”为名，暂停了大半年。而研讨了大半年后，改革的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管理层“应市场的呼吁取消了对发行定价的‘窗口指导’”，却并未对市场同样呼吁的新股上市首日定价机制做相应改革。不仅如此，交易所还变本加厉，在原本就不合理的新股上市首日定价机制基础上推出了“三档临时停牌制度”，变相鼓励新股投机炒作。

　　于是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节节攀升，而新股上市首日仍然爆炒不止。而新股的爆炒效应反过来又推高了新股的发行市盈率。于是乎，融资者弹冠相庆，投机者“刀口舔血”，中小投资者一茬又一茬地“割肉”。

　　如果说，中国的楼市过去几年是在向股市学习投机炒作之道，那么，“房价推升地价，地价反过来推升房价”的楼市炒作手法，如今又被借鉴到了股市。

　　大家都知道，改革是利益的调整。股市的改革方向是要更符合“三公”原则，而不是更加不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巴菲特在美国股市二级市场以1.68港元均价买到的中国石油，到了A股二级市场就卖了48元人民币。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初衷，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管理层却利用人们的健忘，使改革的结果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改革最难攻克的“堡垒”就是作为强势一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改革的主导者，如果掺杂有利益因素，就会有意无意地极力维护其自身利益。

　　作为弱势的一方，中小投资者唯有自求多福。投资者要珍惜自己的血汗钱，自己不要把自己的钱当“草纸”。要知道，资本是有成本的，既然投资就理应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不是被无偿使用甚至被拿去当“炮灰”。

　　一个好的股市，投资者与融资者能够实现双赢，从而资金源源不断，获得良性发展，那么，“服务于国民经济”、“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这些目标都能实现。相反，如果是一个“高价圈钱”、投机操纵及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比比皆是的股市，即便能够实现一些融资，制造一些暴富机会，其效率也是非常低下的，只会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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