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交的1999年岁末，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黄金季节：10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 交会）在深圳举办，87个代表团、2860家单位参展，规模宏大，场面火爆，尤其是各地政府竞相亮出政策高招大比拼， 北京33条，上海18条，深圳新22条……一波乍平，一波又起，“南风北渐”，接踵而至的是京、沪大联手大登台，11 月23日，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在沪上签署了关于上海创投委托“联办”作 为基金管理人的协议书，并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三家金融机构作为监管人。根据这一协议，“联办”将成为首家非上海本地 的管理公司，并作为上海创投2亿资金的管理人，同时“联办”将募集2亿资金与上海创投“战略结盟”。可以说，发韧于1 985年的我国风险投资这一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展而兴起的新型融资机制，经过十余年步履缓慢的“走台”，于今骤然“提 速”奔上了“高速公路”，渐入佳境。

　　开“黑匣子”找“保险箱”

　　创业投资又名风险投资，顾名思义，这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融资方式，其风险之高远甚于股票，据专家估算，其 失败率相当高，一般在60％-80％之间，失败的原因既有投资人项目选择上的失误，也有管理上的差池，还有法律环境上 的疏漏和风险投资家即专业人才的匮乏。正因为如此，尽管业界有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办之争，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有政府 作背景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是主流。据调查统计，自今年8月以来，全国各个梯度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机构达100多家，握 有上百亿专项资金，其中北京2亿，上海6亿，深圳5亿。就现阶段而言，人们对风险投资的关注，运作机制要比投资选项更 为瞩目，因为宏观上的把握比微观上的操作更具有决定意义，二者关系是“纲”与“目”的关系，如果某些具体项目选错了尚 有弥补以至退出机会，风险或损失相对较轻，而一旦机制上出了大毛病，则通盘皆输，一败涂地。“着眼”于机制，“着手” 于项目，抓“纲”举“目”，乃是政府主导下的风险投资的“不二法门”，重中之重。人们关心的是：政府如何“理财”？

　　三种模式各有千秋

　　曾经有人提出疑问：风险资本是不是一个更容易利用的寻租机会？政府这个手握“重器”的“庞然大物”介入其中究 竟担当什么角色？这种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不妨看一下风险投资最活跃的京、沪、深三地，便可“释疑解惑”。

　　北京市的2亿风险投资基金由一家专门单位提供“预警安全装置”，以确保创投资金用得其所，不致“漏电”。北京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业务总部科技融资担保业务部，是家名称显得有些冗长，“级别”也不算高的单位，但它却是京城唯一 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部门，处在一个重要的“锁钥”地位，它的运作资金是由北京市财政局以科研经费的名义注入的 。它的运作方式概括地讲，主要是把守“三关口”。第一道关口是资历审查，只有那些具有法人资格、具备国家高科技产业认 证或取得过高新技术专利认证、发明证书、科技进步奖的企业，才有申请“入关”资格，“门槛”高得很。第二道关口是项目 评审，举凡融资项目首先由北京市科委下属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推荐，并完成审查项目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化程度。“北国 投”麾下的这家业务部则承担项目的市场前景、投资回报审查。第三道关口是担保人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以此增强被担 保人的风险责任意识，降低融资担保人的风险。政府财政注资、市科委审查、推荐项目，“北国投”的业务部提供融资担保， “一国三公”、“三权分立”，既相互配套，环环相扣，又相互制衡，层层设防，形成完整的“防御配系”。

　　深圳市的风险投资运作又有一番新风景，依托的是政府搭台的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来唱戏。据这家“窗口企业”的 总经理阚治东认为，创业投资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从目前的情况看，间接投资将是创投公司一项非 常重要的业务。他提出要以创投公司为母体，利用更大的资金来源作为发展高新技术的坚实后盾，做大融资的盘子，以协助高 新技术企业完成二次创业的目标。他开出的方案是在适当的时候以合资或合作方式成立风险基金或专业性的创投公司。此外， 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与海内外大企业基金签订协议联合投资，以分解、分流、分担政府独家承担的风险。保险公司介入担保 ，也是“深圳模式”的一个特点。

　　“上海模式”似乎与众不同，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不仅做到了“政企分开，权责明确，产权 明晰”。还实现了“管理科学”，即把出资人与管理人适当分离，而且把一大块巨资委托给异地单位经营管理！简言之，此种 模式可称作“托管制”。作为上海市政府辖下具体运作风险投资的唯一权威机构，上海创投公司也是一家窗口单位，手中握有 6亿创投资金。在与北京“联办”合伙前，上海创投曾将6亿资金中的2/3块“蛋糕”分切，委托给本市的6家公司管理。 6家公司与上海创投一起，从300多个项目中筛选出31个，最后确定了4个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本乡本土的固然得心 应手，驾轻就熟，但易地寻找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作为风险资金的委托管理人，并让管理人带资入伙，不但有助于吸收海内外各 类资金，形成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创业投资网络，发展高科技尤其是IT产业，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伙精神，更是将出 资人、管理人以及监管人三家分管，各司其职，明晰了权限和责任，界定了功能。好比一家规范运作的上市公司，有出资人“ 董事会”，有管理人“经营者”，有监管人“监事会”，激励与制约机制并存。这种“三套车”架构，是通过签署具有法律效 力的协议来规定、来制约的。如协议对委托管理的投资金额、投资范围和限制、投资管理程序、套现程序、监管、关联交易、 管理人的承诺和保证、管理费用和业绩奖励、保密义务、赔偿责任限制、协议终止、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生效及期限、协议 修改及补充等均分门别类，敲钉转脚定了明确的刚性规则。其中有一条如是限定：资金主要投资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重点放 在上海（创业者可以来自各地），并使上海的风险投资基金达到10个亿，做大了创业资本市场，可谓京沪双方“双赢”。出 资、管理、监管“三足鼎立”，共同支撑起一个风险投资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 制创新。同时，三方的责、权、利以协议的方式订得明明白白，增加了政府主导下的风险投资的透明度，并系上了一根防、抗 风险的“安全带”。

　　京、沪两家战略结盟的意义不仅仅是打破了划地为牢的地域限制，跨越了政府运用风险投资资金的地方保护藩篱，走 出了地方上的政策指向对风险资本的使用和附加了各种产业政策的人为意志的围城，而不必担心用于高增长项目的风险投资资 金“异化”为趋同于产业投资基金，更在于这种相辅相成又互相牵制的格局，实现了风险投资资金流的准确走向和科学抉择。 出资人管出资不管管理，管理人既管理财又带资入伙，接受出资人委托按照市场化要求，对投资项目筛选、投入、培育和资本 退出实施全过程管理。这是采用美国有限合伙制的原则，又结合中国国情的加盟结构，“剥离”与“捆绑”、分开与对接清清 楚楚，互不越位、错位。一切由合伙双方的联席会议定夺，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实际运作是“无为而治”，或者是“有所为有所 不为”，从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业投资环境。

　　风险投资还有风险

　　摆脱风险投资基金过去由政府单一掌控的局面，改变为以政府为主导、为背景，谋求由创投公司出资人与专业管理人 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了。风险投资运作上还有风险。有关专家还预见到以下这些可能将会发生的问题。

　　资金的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权责分离后会有哪些风险？授受的权力过大是否一样会有资金效率低下和乱花钱现象？激励 过多是否会导致缺乏理性投资甚至“铤而走险”？如果约束太甚。管理人会不会受到掣肘而难以操作？倘若所订目标过高、所 抱期望太大而无法达成，或所选择投资的项目多数甚而全军覆没，出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会解体吗？

　　在环顾了京、沪、深三地的这些风险投资运作模式之后，笔者不由得想起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在《风险 投资的陷阱》一文中提出的另一种声音。他说，“官办”“官管”的风险投资，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鲜明的政策指向、强烈的 官方色彩、缺乏退出的市场环境、苛刻的评价尺度。这话讲得有点尖锐，却也不失为一种逆向思维的冷思考，权作“录此存照 ”。“明知江上有风险，敢向风波江上行”。中国的风险投资，恰似破浪前行的航船，正击水中流，驶向充满风险与机遇并存 的“黄金海岸”。

　　（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