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该分手时要分手

　　5月13日，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04中国民营经济专题报告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尽管记者与刘永好仅相隔一个座位，由于会议紧凑，我们无法进行面对面地交谈。好在，会议安排了会间休息时间，记者赶紧趁这个机会对刘永好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刘氏四兄弟分家以后，感觉如何？”

　　依旧是那平和的微笑，依旧是那不紧不慢的回答。刘永好说，“还是分家好。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该分家时一定要分家，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

　　刘永好回忆道，四兄弟两次“分家”，是由二哥刘永行提出来的。第一次是在1991年，那时“希望”不仅在四川省最强，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饲料厂，已经有上亿元资金，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今后该如何发展。这时，兄弟间出现分歧：刘永行提出要在全国各地办饲料分厂；大哥刘永言认为我们应按各自的价值观和特长进行发展，由于他毕业于成都电子科大，是电子行业的专家，因此他要发展高科技；三哥刘永美则认为要巩固基地；而他本人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又是社会活动家，因此，他支持刘永行的主张。他们于当年明晰了兄弟间的产权：成都基地(饲料厂)、饲料科研所、食品公司被为四兄弟共同财产；“希望”的冠名权、商标共同拥有。除此之外，大哥分管“大陆希望”，从事高科技产业，主要生产变频调节器、中央空调等；三哥代管总部基地，还从事房地产、酒店生意。他和二哥向全国市场进发。直到今天，他一直认为这次的兄弟“分家”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定，就没有“希望”的今天。

　　直到1995年，兄弟四人和平分家：老大刘永言主要从事电子工业、老三刘永美从事房地产，而老二刘永行、刘永好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分区料理”，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1997年，刘永好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

　　老大刘永言，老三陈育新更喜欢干实事，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几乎退到幕后。

　　如今，刘永好除了入主民生银行成为第一大股东外，正在积极进入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2000年4月，新希望集团与成化、国际金融公司(IFC)组建华融化工，顺利进入化工行业；2002年，新希望又在乳业市场不断出手，将国内众多乳业企业收归麾下，刘永好丝毫不掩饰自己在乳业投资上的野心：“就是要做中国乳业老大。”

　　刘永好非常兴奋地告诉记者，“我们四兄弟虽然‘分家’了，但这一个个小家都还是在‘希望’这个大家庭之中。因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财产就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所以‘分家’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间的交流与合作。”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分家”同样有着示范效应。当初，茅理翔拒绝下岗的胞弟到方太担任中高层职务，并不是因为绝情。为了处理好家族纠纷，他把企业切出一小块，让胞弟独立经营，茅理翔告诉记者，“现在，弟弟的企业办得不错，他高兴着哩！”

　　另外，与方太公司相邻的菱克塑料厂的老板，就是茅理翔的女儿。女儿的厂子也是老茅投资的，现在是方太的外协厂。虽然加工的是方太的产品，但方太将女儿的厂子与其他外协厂一样对待。方太规定，任何一个产品都要有两家外协厂，两家同时生产，同时为方太供货，公平竞争。

　　“财产问题一直是家族制企业里最敏感和最尖锐的焦点。”茅理翔说，“电视剧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大家族中的子女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互相猜疑，互相陷害，甚至互相残杀。生活中这样的原型并不少见。我曾经有一位朋友，他的企业也是家族制企业，由兄弟姐妹四人创办。开始时，他们很团结，一起把企业做大了。但企业大了，矛盾也就出来了。由于利益分配上的问题，兄弟姐妹闹得不可开交，企业从此无法正常运作。我当然不愿走上内耗之路，因此我并不是将全家全盘与方太事业联系在一起，方太创业至今，女儿和女婿一直没参与经营活动，在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

　　茅理翔让女儿独自创业，正是考虑到家族企业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产权问题这样的后遗症。老茅把他的家族产权观念总结为“口袋论”，就是说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会给企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最后导致家族和企业分崩离析。为了防止使公司成为家族冲突的牺牲品，老茅把自己与夫人及儿子放到了一个口袋里，给女儿单独制作了一个口袋。

　　茅理翔在理论上并没有排斥现代企业制度。他说，在交班初期，可以通过增设总经理助理或智囊团的办法来弥补儿子在管理和经营上的不足。“假如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比较成熟了，中国的法律相对健全了，我也希望企业能够主动引进职业经理人。到那时，我可以退下来做董事局主席，儿子可以做董事长，再高薪聘请一位总经理，同时，还可以设立几名独立董事，共同参与企业决策，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富有活力。”

　　茅理翔说，他没有看到当今的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反而看到许多让他心有余悸的事。

　　茅理翔认为自己已经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家族企业最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说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是所有者缺位问题，那么茅理翔似乎在告诉我们，家族企业的主要问题应该是代理人的水准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分手后的失败和教训，但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夫妻分手、兄弟姐妹分手、父子分手后，不仅大都业绩不俗，而且有的表现更为突出。

　　分手并不意味着“分家”，分手为了更好地“分治”。

　　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该分手时要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