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蟑螂”滥用规则虚假投诉 专家支招反制
2016年04月22日 09:49 法制网-法制日报

  随着电商经济的崛起,全球最大零售体正在由线下迁移到线上,与此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随之从线下搬到线上,在此背景下,电商平台的侵权责任问题,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

  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的2015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就包括一起“电子商务平台承担专利侵权连带责任案件”。而当天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5年)也指出: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等网络企业成为知识产权纠纷高发主体。

  不过与此同时,当前电商平台面临的另一挑战同样值得关注。据了解,目前有不少“知识产权蟑螂”或“知识产权流氓”,专门在特定的节假日,双十一、圣诞节、春节期间发送恶意侵权通知,从而借此牟利。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保护知识产权,又防范滥用知识产权,平衡商家合法经营权?

  4月21日,在由法治周末报社举办的“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上,多位法律专家建议,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应尽快增设“反通知与恢复”程序,以确保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

  专利投诉很少适用“通知删除”

  判定电商平台是否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是一个重要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俗称的“通知删除”的避风港规则。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庭长李颖,近年来参与审理了多个疑难案件,比如:韩寒诉百度侵犯著作权案、金山安全公司诉周鸿祎侵犯名誉权案、方是民与崔永元侵犯名誉权案等。

  据李颖介绍,在涉及到电商平台主观过错的判断方面,法院一般适用的是“通知删除”原则,“如果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电商平台存在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行为的时候,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红旗规则。”她说。

  “但在这方面,涉及到侵犯著作权的案子、商标权的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多,涉及专利投诉的案件还比较少。”她说。

  对于这一现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张晓津也予以认同。她透露,从司法实践中,各类诉讼都出现过,但最多的肯定是涉及商标权的诉讼。“不过在我目前收集到的案例中,真正让平台去担责的案子非常少。”

  张晓津指出,“这是因为‘通知删除’删除的是商品,不像著作权领域删除的是图书。有可能这个商品一旦删除,给卖家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如果一旦删除错误,能不能可逆的赔偿这个损失,可能也会带来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商标与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刘润涛,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在他看来,“通知删除”规则在商标权领域从目前的司法实践角度来看,争议不大,但是在专利领域的适用,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教授詹映也认为,在专利纠纷中,应谨慎适用这一规则。“因为专利领域确实跟著作权领域不一样。专利侵权中的有效通知门槛应该更高一些,由于专利侵权的特殊性,在适用‘通知移除’规则时,投诉通知的门槛要比著作权和商标权更高,应该是包含更为权威、更具公信力的证明材料,而作为平台经营者来说,很难对专利侵权的实质进行审查。”

  “通知删除”应是一种免责规定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尽管“通知删除”规则已适用多年,但现实中难点痛点依然不少。

  据与会电商平台代表透露,实践中侵权、恶意侵权并存,如果过分信任投诉人,因为投诉人的一纸通知直接将店铺商品下架,则可能让卖家失去抗辩和举证的机会,误伤商家的正常经营权,而如果确系侵权,则又可能因为侵害后果加大而要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当前“通知删除”的情况比较乱,存在大量的虚假投诉,很多投诉是没有理由的,一下子就把电商平台的成本提高了,效率降低了。

  “还有一类情况很有意思,特别是知识产权方面的‘通知删除’,这个知识产权本身到底归谁?商标权到底归谁?实践中存在大量争议,有时候两方权利人一起向平台投诉,到底听谁的?”他说。

  刘润涛指出,现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被部分学者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去进行解读,即:通知不删除就是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我们认为,‘通知删除’的出发点应该是一种免责规定。”

  在刘润涛看来,“通知删除”规则应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是通知,按照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的司法解释,包括《北京市高院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理指南》),这些都对通知程序及内容做了明确规定。

  作为《审理指南》的主要起草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产庭法官、审判员陶钧介绍说,“在整个起草过程当中,我们确定了不宜让平台服务商承担事先的审查义务,也是考虑到现行的成本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当然,我们在其中也着重强调了,要根据其所属的行业性质、方式和内容以及平台服务商的经营能力和信息管理能力区别对待。”

  张晓津也认为,“对于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很难赋予他一个责任,说你必须要具备技术审查能力和技术判断能力。”

  “所以,《审理指南》中详细规定了何种情况下怎样认定电商平台的法律责任,其中仅在甄别应知还是明知方面,就罗列了8种情况。尤其对于专利权领域,更加谨慎。如果不经过开庭审理,对于被投诉的产品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的范围,实际上很难界定。”她说。

  立法滞后亟待增设“反通知”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如何破解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这一症结,成为与会嘉宾们研讨的焦点话题。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建议,参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增设“反通知与恢复”规则,也就是说,电商平台作为商业经营者,并非专利领域专业人员,难以对侵权与否作出超越其能力的判断,通过增设“反通知与恢复”,让被投诉方有机会提出抗辩,通过“反通知”将被删除商品重新“上架”,如果双方仍然存在争议,权利人可以通过诉前禁令、直接起诉、请求行政机关处理等程序另行解决。

  这一建议得到多位与会法律界人士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庭长李颖就指出,电商平台通过自身的投诉、举报机制以及配备大量人员消化处理了大量案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应该鼓励提高“通知”的门槛,包括相关技术要件比对的问题、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等。

  与会专家认为,立法的滞后性显然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电商平台处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线,应大胆鼓励电商平台摸索用互联网方式解决此类纠纷,沉淀平台治理规则和解决模式,为推动完备立法提供参考。

  会上,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大电子商务研究基地负责人薛军透露,目前正在起草中的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正在着手解决现在很多人担心的一些问题。

  “比如,这部法律拟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及时终止所采取措施,还要将该经营者的声明,转送给发送通知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告知该权利人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实际上就类似于一个反通知程序。”薛军说。

  薛军同时指出,关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提出的“通知删除”规则,“我认为一直有个误区,好像这个平台就一定要去删除一样,通知了我就一定要去删除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如果最终他被认为的确是构成侵权,这时你通知后还没有删除,对于扩大部分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而假如对方的投诉不成立,他的意图是敲诈勒索,你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不是强制性规则。”

编辑:sfedi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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