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建议强化非诉解决纠纷功能
2016年03月09日 14:34 法制网-法制日报

  河南女子张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向荥阳市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3月4日下午,法官来到张某家中,亲自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交到其手中,并将裁定书送到张某丈夫住所地派出所、居委会、妇联等相关部门,以监督其丈夫的行为。

  “我不仅关注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化解这些矛盾纠纷。如果这些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化解掉,不仅会引发家庭财产纠纷、孩子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邸瑛琪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张某再婚后,带着与前夫的女儿与再婚丈夫共同生活。婚后不久,再婚丈夫以妻子的女儿不是自己亲生为由,经常对母女二人恶语相向,动手打人,张某多次被打伤。张某感觉维持这段婚姻无望, 就于2月24日向法院起诉离婚。其间,张某担心自己与女儿会遭到丈夫的报复。法院依据3月1日正式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张某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而在邸瑛琪看来,近年来,因家庭纠纷引发的伤害甚至杀人案件屡见不鲜,人们已开始理性地思考这类纠纷产生的根源、解决途径等问题。这类纠纷的解决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作,尽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施中岩也认为,一个平安和谐的社会需要功能相辅相济、程序上有起有承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对科学分流各种矛盾、缓解社会对立、节约司法资源十分必要和迫切。

  施中岩说,目前法院民事案件总量持续攀升,大量纠纷主要通过案件形式涌向法院,进入司法程序,相当多的当事人“一步到位”愿望迫切,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而不愿选择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施中岩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没有统一的法规进行规范。有关纠纷的解决实体和程序规定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中,这就使得各职能部门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各依其法,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

  “纠纷解决方式目前主要有诉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这些解决纠纷的方式,按照不同职能分列在不同的部门当中,限制了各种解决方式的功能发挥。而且对接平台功能相对单一,信息化管理运用不足。”施中岩认为,各级法院主要为诉前调解,政府部门为行政复议、仲裁、行政调处等,工会为劳动争议调解,此外还有行业调解、商会调解等,各调解平台均不同程度存在处理的相关事项单一或者功能不够多元等情形。

  鼓励创新矛盾解决渠道

  “要注重纠纷多元化解,鼓励创新矛盾纠纷解决的渠道。”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羚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认为,河南法院在此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并组建了专门负责诉前调解工作的社会法官队伍。

  他举例说,河南三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建立诉调对接窗口,仅2015年就组织社会法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诉前化解各类矛盾3.9万余件。另外,还发挥交通社会法庭、劳动者权益保护社会法庭、少数民族社会法庭、银行业保险业社会法庭优势,调处特定类型纠纷1.4万余件。

  “要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扩大宣传,要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深入人心。”熊维政认为,法院目前的调解体系相对完善,但还没有形成多部门、多层面的完善的组织体系,比如工商联、工会、妇联等系统的参与面、参与度都有待提高。

  “多元调解,应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大胆探索、积极创新,采取更加丰富、更加灵活的方法、手段,努力促进纠纷的全面、实质的解决。”熊维政举例说,工商联对于解决商会会员之间、行业之间、区域经济之间的纠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有着重大的意义,法院可以进一步加大与工商联系统的交流合作,形成不同层面互动,涉对具体个案,工商联可以接受法院邀请、委托、委派调解。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胡翎则认为,社会矛盾多,对律师行业的管理就要加强,法院要加强对律师的沟通和引导,通过采取一些鼓励性措施,让律师在化解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共同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平台

  “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代表、中州大学校长毛杰认为,可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保障”的工作思路,由党委牵头,设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经常性工作联系和沟通机制,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河南省委副主委朱专兴认为,要明确相关责任,不断强化非诉渠道解决纠纷的功能。比如,通过强化人民调解制度,培育新型民间调解机构,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比例;通过强化行政调解,充分发挥政府及其部门的优势;通过加强行业调解,通过行业协会的调解工作分化、疏导、解决纠纷。

  施中岩认为,可依托现有信息数据,利用“互联网+”功能,运用大数据,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平台,采取网上分流、调解、查询、咨询、指南等便民措施,引导当事人选择合适的解决纠纷方式,畅通纠纷解决各种路径,从而做到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

  施中岩建议,尽快研究制定出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意见,使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有章可依,待条件成熟时,制定出台地方法规,从法规层面确立纠纷解决的原则、明确纠纷解决的主体责任、明晰纠纷解决的途径、完善各类解决程序的衔接、加强纠纷解决人力和物资的保障。

  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相关规定,加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的支持和保障,尤其要加大对乡镇(社区)各种调解组织所需经费的保障,并借助政法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的工作平台,发挥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律师等专业力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切实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法律素养。

  本报北京3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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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fedit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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