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惠岭:以创新促调解 以调解促善治
2016年01月06日 14:17 新浪司法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信号:SIFAADR)供稿

  2015年,对于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人们而言是难忘的一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眉山召开了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10月13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并于12月6日正式发布。2015年12月23日,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在京成立。在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成立仪式上,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作为名誉会长,对未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的发展提出几点希望。2016年,将是全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深化之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号现整理蒋惠岭所长的发言,作为新年开篇之作。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与在座各位一起见证一个全新的调解机构——北京市多元调解促进会的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省一级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独立的调解促进机构,标志着北京地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入行业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新阶段。北京市多元调解促进会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综治办和北京市高级法院积极推动下成立的一家以行业性调解组织和专业调解人员为会员主体的行业自律性组织。这是我们在化解纠纷方面,在推动调解事业方面采取的重大行动。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贯彻落实中央、最高法院和市委关于加强多元调解的方针政策,整合北京地区行业调解组织和专业调解人员的资源,推进行业调解组织的整体规划和自我监管,提升行业调解的专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建设有时代特点和首都特色的多元调解模式。促进会今后的具体工作还要靠翟晶敏会长和各位领导,北京市高院、北京市综治办来做。作为名誉会长,我承诺今后将竭尽所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工作,致力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现工作变动到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但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工作,仍然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安排。所以今天我代表法研所和司改办对会议的召开和多元调解促进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就在2015年12月6日,中央刚刚发布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这是经过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在通过之后的两个月,又结合深改组会议上大家的意见,经过了反复文字斟酌和修改后发布的。这个《意见》的发布,为当前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中央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北京多元调解促进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爱惜、珍惜、呵护、推动调解促进会的发展。对于调解促进会的发展,我提这样几点希望:

  第一,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认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通过多种多样治理方式来实现的。政治,是靠国家权力来推动治理功能;德治,是通过是非观、善恶感,通过对是非的定义和导向来实现治理功能;法治,是用法律规范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自治,是依靠基层民间的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综治,即社会综合治理等各种渠道。这些治理方式各取其长,形成我国目前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纠纷解决作为多种治理方式之一,我们应当看清其本质属性,并正确认识其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调解在内,其中立地位是本质属性。国家对政权的管理是单向的、直接的、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而纠纷解决,最需要的是超脱于纠纷当事人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解决纠纷。调解的另一重要属性是自愿性,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当事人同意参加调解。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事人同意调解的背后,是当事人对调解的信任。首先,进行纠纷解决的人是有公信力的,是专业的,是有良好声誉的;其次,纠纷解决的程序是公正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愿性。第三,纠纷解决力量还具有民间性,是对社会力量的一种汇集。法院的审判是纠纷解决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前提、为基础的。但是,调解促进会要推动的调解与法院审判是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促进会是社会力量的一支。第四,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性,如果调解工作失去了与法院的诉调对接,失去了与社会其他部门、与社会救济机制、与综治机制的衔接,那么调解推进工作势必寸步难行。以法院为例,如果不能做好与社会其他部门的衔接工作,法院的判决也不能得到妥善的执行,或者不能达到理想的纠纷解决效果。如果说社会治理是在下一盘棋,我们应该搞清楚纠纷解决在棋盘的哪个位置,我们是车还是马,是兵还是象。认清楚位置之后,还要注意按照“马走日象走田”的规则下棋,否则也容易出问题。

  第二,要以创新的精神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是无止境的,这也是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首当其冲的理念。没有大胆的创新,就跟不上世界发展的脚步。这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作的创新以及成果,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说法并非凭空想象。根据此前我们对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追赶步伐非常快。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所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和纠纷解决理念,都在我们国家有所体现。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到2015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都能看出我们是大胆吸收了世界上最新的纠纷解决发展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新技术的利用(在线调解),新方法的使用,新的衔接方式,新的纠纷解决主体,明确效力问题等等。现在,我们要在创新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通过多元调解促进会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前几天我带团到美国考察,特别去考察了纽约市民事小额法庭,这是纽约市法院推进ADR的经典项目之一。其中一项是裁决员制度,即法院召集了一批社会贤达,包括执业多年的律师,退伍军人等,一周来法庭工作3个半天。我们有幸观摩了裁决过程。这些经过法院认可的裁决员,对标的额为5000美元以下的纠纷进行裁决,且一裁终局。当事人一旦选择了这一方式,就要遵守程序,并接受结果,不得上诉。裁决员以非正式的程序裁决纠纷,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条桌,一名裁决员,两个当事人,没有证据开示等程序,经过裁决,结果具备法律约束力。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向大家说明,在美国这个如此看重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的国家,迫于纠纷多发的压力,迫于民众需求,也在进行这样的创新。在中央发布的60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力荐写入类似纠纷解决程序,并得到采纳。

  第三,按照职业标准来实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职业标准包括调解员培训,调解员准入、调解员职业道德准则等等,都需要予以加强。随着经济发展,当事人对纠纷解决需求的提高,调解工作不能再简单地作为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沦为“和稀泥”。调解工作的运作应当有其职业标准。我们国家需要基层的、民间的、社区的、非职业化的调解,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职业标准必须强调。只有这两方面都具备,才能体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生命力。据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会长翟晶敏介绍,协会将制定行业调解流程规范、收费标准、业绩考核标准和调解员资格评定标准等,规范行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因此我也非常期待,促进会能够成为北京市、京津冀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在调解的职业标准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第四,以法律为底线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两个不同分支,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以法治的思维看待纠纷解决,但是法律是行为的最低标准,所有的纠纷解决工作如果超出了法律的底线,就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一定要注意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综合平衡与协调。

  以上是我对促进会今后工作的几点希望。相信在北京市政法委、综治委、高院、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多元调解促进会一定能办成业内的典范,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蒋惠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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