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婷 陈乃新:论法律谈判的法理及其对我国解纷的借鉴意义
2015年12月19日 14:49 新浪司法

  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欧美的法律谈判,是一种由律师出面,代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非规范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谈判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有可能发生在诉前,也可能发生在诉中,以实现双方当事人互赢为主要目的。这种非规范性的纠纷解模式逐步在我国纠纷解决中被广泛运用,它对缓解我国司法压力、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体制以及提升我国社会纠纷控制与解决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ADR为中心内容的纠纷解决制度研究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虽然ADR这个概念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产生不过短短数十年,然而,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实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经常发生,其历史也极为悠久。常见的模式有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上访、法律谈判等。法律谈判这种新兴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其髙效、简便及自主性等特性在我国纠纷解决中显示了独特的价值和功效。它是“由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谈判律师参加谈判,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法庭诉讼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估后,借助律师技能(如法律研究技能、案情研究技能、证据挖掘技能、答辩技能、代理技能等)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博弈。沟通和妥协贯穿其间,整个过程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以争取庭外和解为最终目的"。其适用领域一般是轻微的刑事纠纷、合同纠纷、劳资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及国际商务纠纷等领域。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就被告人孟广虎故意伤害案”是法律谈判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首次亮相。法律谈判在该案中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方当事人最大化预期,缓解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相比较一般的诉讼终结案件而言更具有彻底性。法律谈判这种新兴的纠纷解决方式巳经逐步被运用到我国纠纷解决领域中并发挥了很好的功效,对我国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纠纷解决中已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法律谈判所蕴含的法理基础

  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兴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手段,它是以双方当事人意愿自由为基础,以实现双方当事人最大合意为目的。它的运行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彰显了深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蕴含深刻的法理理念。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

  法律谈判以协商和沟通为前提,它的运行过程(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模式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争取庭外和解,核心是充分尊重并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基本过程是沟通、协作、竞争、妥协。?它是双方当事人自愿与合意的谈判协商过程,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结果。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是自由主义在哲学层面上的体现。人生而自由,自然法提倡对自由的绝对崇尚,现代社会更是日益强调个体自主选择权的重要意义。意志自由不仅仅是个体自由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个体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法律谈判意义上的个体意志自由不能仅仅理解为当事人一方的意志自由,而是双方当事人都享有的充分意志自由,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和交流以实现双方的合意,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因此,法律谈判中主体的意志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只有确保意志自由,当事人才能不受干涉地、自主地选择法律谈判作为纠纷解声的手段;同时,只有意志自由,当事人才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由地选择纠纷解决模式。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程序是自由的,它可以通过对案件成本、证据的多少以及案件的其他影响因素等综合权衡,最终自由地确定纠纷解决的手段。例如在法律谈判中,沟通和协商的方式是自由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进行谈判(是少数),也可以约定由专职律师代理当事人谈判。谈判结束后,当事人之间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地约定交付方式并制定协议。交付的时间、期限、地点也可以自主约定,交付和执行的方式也是自由的。

  在谈判主体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进行的法律谈判,是意思自治的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自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一方面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地方立法不统一,习惯法牢牢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已与南欧及亚洲、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商业交往。在商业交往中经常发生各地习惯法在适用上的相互冲突,异地商人之间、异国商人之间在进行商业交往或发生商业纠纷时应适用何地、何国法律,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并越来越成为制约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査理·杜摩林提出应适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作为解决上述经济纠纷的法律依据。他的这一主张立即受到商人们的欢迎,并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指的“意思自治”学说。杜摩林认为,合同领域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法;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某一具体习惯法,则应根据具体情形进行推断并确定最终适用的法律。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选择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由案件受理地法院根据某种情形对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关系的准则。此外,不言而喻的一点就是: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法律谈判恰恰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整个谈判过程中,自由、沟通和协商的精神一直贯穿其中。他们自主地选择了法律谈判解决纠纷,约定适用的规则和法律。这种选择与约定具有契约的约束力,在谈判中,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两者约定的规则。把谈判的随意性上升到契约的严肃性和法定性上来。正是有这种契约性为基础,法律谈判才能够真正执行并圆满地解决纠纷。

  (二)私力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律谈判作为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救济方式,是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身份介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方式。所谓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在认为自身的权利和利益遭受侵害时,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人纠纷解决过程的情况下,不通过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和私人的力量,实现纠纷的解决,包括强制和交涉。与私力救济相比,公力救济方式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对公民被侵害的权利进行保护,它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救济。民事诉讼是典型的公力救济形式,因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而且有严格的程序规范。在公力救济之时,国家权力以保护当事人权利为指向,在法律的范围内严格按照程序规则运作。整个纠纷解决的过程是决定性的,最终适用法律规范来处理案件。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法律逐渐成为一种权威的力量,诉讼巳经成为一种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可否认,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救济手段逐步被人们所淘汰的现代社会,法律手段在及时有效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最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不等于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在人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案件的关系日趋复杂,案件难度也越发繁重,单纯依靠公力救济必然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纠纷解决的需要,纠纷解决的救济途径的多样化巳经成为一种必然。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公力救济之外,相当一部分的民间纠纷都是通过和解或者其他方式解决的。从实际效果来看,通过私力救济方式得到解决的许多纠纷在解决成本、执行难度等方面并不比公力救济的效果差。可以说,私力救济在纠纷解决中的潜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无论是公力救济方式中的民事诉讼,还是私力救济中的和解、谈判等,都有自身的特点与利弊。法律谈判这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盛行,与其自身的便捷性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人们选择法律谈判这种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纠纷,也是时间、证据、金钱等影响案件的各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第一,诉讼程序解决民事纠纷花费的时间较久,通常需要3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法律谈判一般在3个月左右。第二,在正常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据的收集不仅难度较大,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对普通人而言,还会遭遇专业性的各种问题和难题;而法律谈判对证据的要求不是很精确,证据掌握的多少只是影响谈判结果的一个因素。在法律谈判中,当事人对各自的过错和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都比较清楚。双方的谈判律师只是通过各自掌握的证据、运用各种谈判技巧等去尽量争取谈判的胜利,从而实现各自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诉讼程序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其他开支往往使得案件最终的结果并不令当事人满意。很可能当事人扣除支出的诉讼费用之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经济补偿。从效益的角度上讲,“一元钱官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如起诉权等,但从经济上来说往往得不偿失。第四,绝大部分的诉讼程序是公开的,无法为当事人的隐私提供全面的保障,而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信誉和社会地位的维护,并不愿意让他人知悉纠纷的具体内容。因此,非正式的法律谈判方式符合了人们保护隐私的需要,有效地减轻了双方当事人可能面对的社会舆论压力。第五,诉讼程序往往较为复杂,需要经过起诉、审查、举证、庭审等法定程序。由于程序的法定性,案件的解决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以保证当事人在实现实体正义的同时也享受程序上的正义。相比而言,法律谈判不要求法定的程序,过程也比较简单和灵活,谈判的程序和内容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之间自己约定,只要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即可。诉讼手段和法律谈判手段的特点比较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三)当事人选择正义理念

  法律谈判的合理性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谈判结果最终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它符合了双方当事人关于自身正义与利益的要求。它既符合普遍的正义,同时又与普遍的正义有所不同,它必须符合特定情形特定当事人的特定要求,满足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因此,法律谈判实际上是当事人选择正义的结果,实现的是一种当事人的正义。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正义,是简单意义上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实际上,正义有几种划分的标准。?根据正义所评价的对象是行为的过程还是行为的结果,正义可以区分为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程序正义是指全社会人人都普遍地遵守某些裎序,不必过多地考虑人们行为的结果。“程序正义的真正作用不是表现在决定人们各自的活动结果上面”,据此它也被称为过程正义。?结果正义则重视各种活动结果(result)的正义而不是活动过程(process)的正当性。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内涵在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正的,或者说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规定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正的,但是,如果遵循一套公平的程序,那么,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果都将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赌博是纯粹程序正义的典型例证。在赌博中,我们不知道谁赢得赌金是正义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赌金分配的正义标准。但是,如果赌博的程序是公平的,而且人们自愿参与赌博,其中没有任何欺诈,那么赌金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公平的。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程序之外存在一个决定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且同时存在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换言之,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正的,并且我们又有一套方法可以达到那个结果。如有10个人来分一块蛋糕,假设正义的分配是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一份,那么设计出这样一种正义的程序—让任何一个人来分蛋糕,但他必须拿最后的一份就能够保证结果的正义。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是指:“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换言之,我们知道什么结果是公正的,但在技术上却无法无误地达成这个结果。由此可见,完善的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都具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其区别仅在于,前者有一个确保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后者却没有这种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而纯粹的程序正义则没有这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它只有一个达到正确结果的裎序,其程序一旦被实际执行,它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是正确的。“按照程序正义的观念,正义是正义程序的结果。只有程序是确定的,而结果则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程序本身是正义的,那么它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是正义的,而无论它们是什么。”

  与程序正义相对的实体正义是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根本保护。有学者认为,正义最终体现的是实体正义,即重视结果而不重视过程。只要结果是正义的,那么即便程序不完全也并不重要。法律谈判这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程序上没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当事人可以约定具体的程序与细节。但这并不代表法律谈判这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不重视程序的正义或者说忽略程序的正义。法律谈判的非法定程序化其实是法定程序的简单化,当事人自行约定即表示约定的程序是建立在当事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之上,从而充分保证了法律谈判程序的程序正义性。法律谈判的程序正义是普遍正义之上的一种当事人选择程序正义,它严格地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具有一定的契约约束力。

  法律谈判的结果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与交涉的结果,一方当事人出让一部分利益换取另一方当事人的一部分权利。在民事领域,原告一方放弃自己或多或少的权利来换取被告方更多的赔偿。根据原告方掌握证据的多少,谈判律师的经验多寡,来估量可能获得的赔偿。假如原告方掌握的证据较少,诉讼必将面临艰难的举证责任,且在不一定能得到预计的赔偿的情况下,他可能选择与被告方谈判的方式讨价还价,以实现最大的利益。或者当原告方在证据充分,谈判律师经验丰富,诉讼必胜的情况下,原告方有可能为避免复杂的诉讼程序而和另一方当事人交涉,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没有完全标准的正义结果。在刑事领域,无罪的罪犯可能作有罪的答辩,罪重的罪犯可能作罪轻的答辩或者罪轻的罪犯作罪重的答辩。种种行为的作出都是一方放弃权利获得赔偿或者一方付出赔偿而保证了因己的某些罪行而失去的权利(诸如有期徒刑而失去自由的权利等)。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法律谈判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双方当事人的最大合意,其程序(当事人约定程序)和结果都是当事人选择正义的结果,实现的是当事人的正义即选择正义。

  二、法律谈判在我国纠纷解决中的初步运用

  (一)法律谈判在民事领域的运用

  目前为止,法律谈判在我国虽然尚没有明确作为一项单独制度来进行研究和运用,但其在民事纠纷案件解决的过程中无不被自然而然地运用着。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除了通过常规的诉讼模式解决之外,法律谈判这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逐渐地被推广。

  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可能不诉诸法律,而是采取双方进行交涉的方式,或者请专业的代理人即律师代理他与对方进行交涉的方式;或者双方当事人在诉诸司法程序之后,一方当事人撤诉而改为庭外和解,双方当事人自己或者通过律师进行庭外交涉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此外,法律谈判在我国劳资纠纷中也逐渐被引人。劳资纠纷谈判属于一种集团谈判,具有协商事务和民事纠纷的特征。之所以类似于协商事务是因为谈判的整个过程是发生在持续的、连续的过程中以及直接指向契约的合意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劳资谈判具有延续的意义,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原则将支配着他们之间今后的关系。劳资纠纷谈判的重点在于如何加大双方当事人之间和解的利益(就像在很多谈判中作为对抗双方的赢者一失败者的期望一样)。

  (二)法律谈判在刑事领域的运用

  法律谈判在刑事谈判中运用得最多的谈判方式就是诉辩交易。在美国,辩诉交易程序被明确表述为《联邦刑事法律》第11条。该条规定了下列内容:辩诉交易的程序’辩诉交易所要求的信息,法庭对辩诉交易精确度的要求,法庭接受或拒绝,法庭抗辩的不可接受以及法庭抗辩的记录。关于刑事法律谈判方面的运用,李义冠著的《美国刑事审判制度》中也做了相关的介绍。书中,作者将刑事案件的法律谈判翻译成为“讨价还价”,并认为所谓认罪讨价还价就是在检察官签署“控告书”之前,检察官提出一个条件,被告人可以提出另一个条件,双方你来我往,各谈自己的理由,仿佛商家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举例来说,某被告人被以一级谋杀罪起诉,被告人律师通过对案情的分析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认为被告人获得无罪释放判决的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人可以提出:如果检察官把起诉罪名降格为过失杀人,他(她)将认罪;检察官在知悉被告人的条件之后进行审查证据,考虑被告人提出的条件是否合法,然后作出是否变更起诉罪名的决定。期间双方可以多次交手,结果或者是双方达成协议,或者是谈判破裂。需要指出的是:讨价还价是在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但双方所作的承诺,法庭并没有一定要接受的义务。因此,检察官不能向被告人作出具体刑期年限的保证,只能向被告人承诺将会向法庭提出建议,而法庭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

  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就被告人孟广虎故意伤害案是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首次亮相的“辩诉交易”案件。案情如下:被告人孟广虎因车辆争道与被害人王玉杰等人发生争执,致使被害人王玉杰重伤。公诉机关以被告人孟广虎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孟广虎的辩护人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则认为,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无法由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依照检察官的建议处刑。这个案件在国内刑事司法领域备受关注,使得辩诉交易在国内的运用提供了现实的例证。由于完全定罪和取证的困难,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采取相应的量刑,经过与被告人之间的交涉量刑,最后检察官通过与法官之间的交涉决定定罪。当然检察官的建议必须得到法官的采纳才能最后生效,否则,交涉的结果是无效的。

  三、法律谈判对我国纠纷解决的借鉴意义

  法律谈判的运行对我国纠纷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对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律谈判便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盛行。这与当时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较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率都飞速上升,为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大量重大的案件,开始采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办法来处理轻微案件及日常纠纷。其中又以法律谈判方式最受青睐。而中国目前的现状也是经济迅速的发展,司法资源有限,为了迅速而高效率地解决纠纷,法律谈判的运用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法律谈判当然也具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优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谈判程序简洁、成本较低。通过诉讼模式解决纠纷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首先要提起诉讼、举证、庭审、答辩、法庭辩论等,某些案件还须履行一系列的特殊程序。其结果往往是诉讼还没有完成,当事人就巳经由于繁琐的诉讼程序而选择了放弃。法律谈判则不需要经过这些复杂的程序,只需要借助专业谈判律师的帮助,纠纷双方当事人就可以针对争议问题进行谈判。当事人只需在听取谈判律师分析的基础之上,最后决定采取自己认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即可。谈判过程不需要固定的程序,无需当面辩论,在律师详细告知谈判的每一步进展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谈判策略和最后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谈判结果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出席谈判,等等。这无疑节省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临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纠纷解决的环境也就变得更为宽松。此外,法律谈判所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月,个别简单案件,1到3天就可以得到解决。相比之下,普通的国际仲裁往往需要2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一般的民事案件也需要6个月左右。与此同时,由于法律谈判中的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也就大大节约了纠纷解决所需要耗费的成本。

  第二,法律谈判有效地减轻了司法机构日益沉重的案件压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如下报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比2012年分别上升3.2%和1.6%;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421.7万件,审结、执结1294.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7.4%和4.4%。可见,我国司法机构的案件压力不轻。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的加快和交往的日益密切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纠纷日益增多。如果所有纠纷都需要依赖诉讼手段才得以解决,必然使得案件大量积压,司法机构所面临的压力也将剧增。法律谈判的盛行使得许多民事纠纷以及轻微刑事案件不必通过司法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不至于出现个别普通民事纠纷要等待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解决的情形。司法机构也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到案情重大、影响深远的案件的解决上来。同时,法律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当事人在借助谈判律师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解决相当一部分的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极大发挥。

  第三,利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必要的也是法治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棚濑孝雄先生所言:重视审判以外的纠纷处理机关及其解决纠纷的过程,对它们发挥的功能进行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基础部分,因而具有量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对它们的研究在提高社会解决纠纷的整体质量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数据显示,我国的纠纷每年都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的变化缓慢上升。毫无疑问,我国大量的纠纷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亟需建立一套科学、公平、正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司法途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真正实现司法资源配置合理化、提升我国社会整体控制能力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面对目前我国纠纷量大,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环境,仅仅依靠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是不现实的。除了依靠普通程序的诉讼模式来解决纠纷,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诸如调解、仲裁、法律谈判等都应被很广泛运用起来,尤其是新兴的法律谈判模式更应该被广泛运用。法律谈判这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避免了诉讼程序的固定化和程序化,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它的兴起和运用,对我国建立一套科学、公平、正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升我国社会整体控制能力具有重要的价值。

  法律制度有着恒久不变的理念,即维护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如何通过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益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奋斗的目标。法律谈判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最后的对错也许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却最大程度实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得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最大的维护。法律谈判这种新兴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缓解了我国的司法压力,同时也为国内的纠纷解决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作者:黄婷(湘潭大学法学院讲师)

  陈乃新(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5年第1期《湘江法律评论》

  供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信号:SIFAADR)

编辑:sfedit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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