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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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的夏天，骄阳似火，历来是混乱与喧嚣中心的中国资本市场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戏连台。方正集团与北京裕兴之间的资本争斗由悬念剧开始，以召开股东大会达 到高潮，结果又以股民大闹股东会的闹剧嘎然而止，只剩空荡荡的舞台尚有余音绕梁。

　　上海股民的选择

　　2001年6月28日上午9时，上海方正延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费巨资，包下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整整一天，召开了2000年度股东大会。

　　大会由方正科技董事会的临时召集人严纯华主持，前一阶段因为联合几大股东共同举牌方正而名声大振的北京裕兴集团总裁祝维沙，作为方正科技公司合作者参与了股东大会，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本地的1000多名中小股东代表。上海股评家言，如此阵容整齐的股东大会，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尚属少见。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样高规格的股东会居然是出人意料的混乱。表面的风光终究难以遮掩各方利益的冲突，要在重重黑幕之下，探询事情的真相，方正的股东大会注定难以收场。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国内资本市场活跃的舞台。上海股民又以精明著称，他们千挑万选，投资方正延中为的是丰厚的回报。很多人从新经济的潮流中看到，北大方正的创新能力，以及背后北京大学的智慧资产，将结合知识和科技，在未来的资本市场中大显神通，走出一条校办企业产业化的新路。

　　一些老资格的专业股民可以扳着手指列举投资方正科技的原因。首先，方正拥有拳头产品———汉字排版和电子出版，在中文出版领域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其次，借壳延中实业之前，方正已在香港上市，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追捧；即使是从PC市场的角度看，方正也是中国大陆市场的第二名，从1995年开始，方正电脑平均年增长200%。

　　高校无形品牌＋高科技题材＋资本运作＝一家高投入、高回报、低风险的企业，相信这样模糊的认识就是当初众多中小股民一致把方正，这个公司的第二股东，推上主席台的主要原因。可是股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股东的“法力”

　　按照上市公司的惯例，股份制企业一般是由第一大股东主持管理，并组织董事会。在方正科技入主延中实业以前，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深圳宝安。自从1993年10月进驻延中实业以来，只擅长投资的宝安并没有给延中带来什么日新月异的变化。1998年起，延中实业出现了亏损。

　　2月18日，深圳宝安发布公告，减持延中207.35万股，当天延中实业开盘摸高10.99元，于12.10元收盘，创出了半年来股价的新高。之后的两个月内，宝安又有几次减持，共回笼资金1.5亿元。相比宝安对延中当初几千万的投资，资本运作又一次验证了中国股市“不亏不赚，小亏小赚，大亏大赚”的奇怪规律。

　　当时成功辨认“延中实业”这匹股市大黑马的上海股民认为，延中实业必将资产重组，幕后高手即将露面。果然，5月11日，延中实业幕后的操盘手，北大方正出现在上海，当日股票停牌。

　　方正集团的高层给了上海股市一个信心满满的承诺。“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是我们经营、管理延中的承诺。”“方正集团正凭借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按照国家对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要求，实现从产业经营向资本经营的重大转变。”

　　方正的承诺给了股市一个良好的影响，刺激人们的想象。多数中小投资人赞成方正入主延中。延中公司把管理权交给方正后，就可以全力向知识产业转型，国家的支持、政策的倾斜和方正、北大的品牌效应将为风起云涌的上海滩树立一个全新的高科技企业形象。

　　复牌以后，延中实业股价冲破30元，一飞冲天。不久，延中实业召开的第17次股东大会以几乎全体同意的方式通过议案，方正入主延中，公司改称“上海方正延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方正科技”。

　　方正主持下的方正科技开始了资产重组。方正增资配股，将大部分募集来的资金投入了方正科技的经营业务，公司的计算机、显示器业务一举挤入了全国的前列；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引进了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回报的科技项目，培育了一些新的赢利增长点。

　　方正科技逐渐成为了“主业明晰、结构合理、基础稳固、回报可靠”，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公司。可惜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

　　走出高校体制的怪圈

　　1998年5月，北京大学欢庆百年华诞，所有北大学子为之骄傲，所有中国政界、商界、知识文化圈内的精英聚会北大，或视察，或演讲，或参观访问。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高校的金字招牌，让旗下有名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出尽了风头———几乎是所有宣传北大的媒体报道中，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到方正。

　　不单是北大方正，全球化让中国人看到，高校因为其人才储备和“教学、科研、创业”一体而成为新时代朝阳产业的先锋。高校通过科研转化为商品，获得经济效益的做法，可以让高校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生存。

　　充沛的科研人员的头脑资源是高校经济的一大优势，这一规律屡试不爽。正如王选教授创办方正，在美国，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几乎是差不多的时候，从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里出来的美籍华人王安创办了王安电脑公司，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里研制小型计算机的成员之一奥尔森也开办了数字设备公司DEC。

　　红红火火的产业化经营也证明高校创业者并非是“书生百无一用”，也不一定是商业交易的门外汉。北大方正早期的汉字排版，就成功突破了国外产品的封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杀入了香港出版业和日本媒体出版业。对比英国的经验，方正的产业化并不比老牌的牛津大学逊色多少———后者在上一世纪30年代曾资助了著名的青霉素的研究，该药物的专利许可经营为牛津创造了250万英镑的收入。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似乎也是一柄“双刃剑”，校办企业在从高校获得资源给养的同时，与高校牵丝缠绊，剪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给中国新生的高校经济戴上了“紧箍咒”。一方面是高校办企业一窝蜂，规模小，散点多，效率低，一方面校办企业校企不分，管理混乱，“产学研”结合程度较低。据中国商界的不完全统计，校办企业有80%的应用开放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人们围绕着校办企业是“属于高校”还是“属于社会”、高校企业是应该“困守高校”还是应该“走向市场”而反复争论。薄弱的科技工业、传统与现代的反差，还有几十年一贯的老体制，使新生的经济生命步履蹒跚。

　　高校企业好像一旦依附于高校，就“一入侯门深似海”，戴上了高校的帽子就一辈子脱不下来。不少归国创业的人对此不理解，“美国的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都有不少大学公司，关系都可以理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斯坦福惠普公司、斯坦福SUN公司，人家还不是独立把公司经营成大企业了吗？”

　　“治疗”体制的缺陷

　　校办企业与高校关系“暧昧”只是中国资本市场体制缺陷的一部分。方正何尝不想重现惠普和SUN公司的奇迹，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无论什么建议，都比不上尊重国情，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在一个先天体制不完整的市场上真实地披露信息更为之贴切。只是方正做得不好，一个戴上枷锁的舞者面对大小股东挑剔的目光，如何优雅地起舞。

　　股东会上，不少散户投资者尖锐地质问，为何方正科技高层在披露公司重要信息时口径一变再变，为何先行肯定了方正科技三年来的业绩，旋即又公开称方正科技年报“虚假称述”，为何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方正集团可以以转换持股法人为由，在二级市场上高抛低吸，致使许多后来买入方正科技股票的股民被深度套牢。

　　不管方正集团有没有利用持股地位行为，实施黑箱操作，不管损失惨重的股民能不能用理智克服激情，从股东会投票的实质结果看，资本争斗已经把方正科技分成三派。原来控制公司的北大方正依然掌握董事会，具有方正背景的魏新、张兆东、严纯华等人入选董事会。

　　经由媒体大肆炒作的北京裕兴等6家股东也与方正达成一定的妥协，除了提议的董事、监事人选被“挡回”外，北京裕兴提议的“10送10”转增配股方案得到包括方正背景的大多数股东支持而通过，也算小有收获。

　　受到伤害的只有是中小股东。上午1000多股民大闹股东会，砸烂投票箱，撕烂了部分选票，满地狼藉；下午重新投票时，中小股民只剩下了几十人，冷冷清清的场面不禁令人为今后中国的科技股市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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